[中图分类号]K565.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16)01-0084-13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是19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1835年，托克维尔在30岁时就出版了《论美国的民主》，1851年出版《回忆录：1848年革命》，对刚刚过去的工人阶级的革命进行思考。1856年，他在生命的晚年又写出另一部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更为深刻和冷静地反思法国大革命，揭示专制体制在法国不断重建的原因以及法兰西民族的历史命运。作为一个秉持自由主义理念的思想大师，如何理解他的思想，不同的学者都会有各自的解读。例如，美国学者着重考察《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对美国经验的思考，而法国学者则关注研究《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法国的历史道路，由此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解释模式，学术界将此概括为美国学派和法国学派。在这些研究中，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了托克维尔所表达的一个中心思想：民风民情①。因为这是托克维尔思想的核心概念，也是支撑现代自由体制的重要基础。然而，很遗憾的是，学术界还未对这一核心概念展开系统的讨论。本文拟从这一视角来考察，从而深化对托克维尔思想的理解。 正如剑桥学派的代表性人物昆廷·斯金纳所言，如果要获得对思想家的准确理解，就必须将其放到那个时代的语境当中去②。就托克维尔所生活的19世纪上半期而言，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什么？托克维尔在1835年出版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曾这样概括道：社会正在改变面貌，人类正在改变处境，新的际遇即将到来③。具体而言，那就是“民主即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地和普遍地到来”④，“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⑤。 这就是托克维尔对他所处时代给出的定义和回答。因此，就时代的特性来说，民主制即将到来，民主化的行进步伐已是不可阻挡。民主的发展，在另外一种意义上说，就是旧的贵族社会已经永远地消失了，不可能再会重建。正如托克维尔自己所说，贵族制已经死亡了⑥。也就是说，建立在原先以贵族特权为基础的等级制社会将一去不复返，未来一定是基于身份平等的民主制社会，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次伟大的社会转型，而权利体系的转换将是这个社会巨变的核心。 那么，问题在于，怎么去理解这一即将到来的民主制社会呢？也就是说，在贵族制消失的这一废墟和基础之上，如何重组一个没有君主的社会，没有贵族特权的社会，从而变成为一个民主的社会，一个在身份上平等的社会？更为重要的是，那一代人又能够用什么样的知识图景、知识思考和知识背景来组织起一个民主制社会？与同时代其他人明显不同的是，托克维尔已经看到了平等将是一种即将到来的事实，平等将要成为社会的合法性原则，而对此他们那代人还没有作好准备。他说：“我毫不犹豫地说，不止是在法国和欧洲，已经公开显明的即是旧的贵族社会已经永远消失了，对于这个时代的我们来说，唯一的任务就是在贵族社会消失的废墟上，进一步地和审慎地重组一个没有君主制的新的民主的社会……对此，我也是一个新人。”⑦ 这也是托克维尔给自己提出的一个使命。一个全新的社会正在诞生，由于它的功能、运转方式和文化基础都跟原先的贵族制社会完全不同，因此，就需要对这样一个全新的世界、全新的社会给予解释和引领，使其能够更好地诞生。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一个全新的社会，要有一门新的政治科学”⑧。也就是说，必须建立起一个对民主制如何建立，对民主制的未来走向，以及对民主制这样一种组织和运转方式进行全新解释的理论体系。对此，托克维尔如是说：“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特别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家，人们如果不懂得我们的自由只能在某种民主形式下产生，他便不能成为开明者。对于今天所有具有健全的判断力和自由精神的人，这一点显而易见，我们唯一要解决的难题就是如何让我们的社会逐步习惯于民主制度。贵族制从此只存在于历史中……”⑨ 正是在这样的远见之中，托克维尔承认这样的现实，从自己所出身的贵族世界走向了民主世界。时代留给他的再也不是阻挡民主的到来，而是在迎接民主社会到来的同时，也要对民主的行进保持着警惕，要以自由作为民主的基础和目标。他曾这样写道：“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⑩他还说：“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就是如此。1830年之前我是，现在我仍然还是。”(11)“总之，自由是一件神圣的事情。”(12)1835年6月，托克维尔在给密尔的信中也说：“我根据兴趣热爱自由，根据本能和理性热爱平等。很多人假装有这两种热情，我相信只有我真正地具有，并准备为它们而牺牲。”(13)这就是为什么他与保王党人交恶，也与只为中产阶级服务的基佐政权不和的原因了。托克维尔思考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在这样的一个民主的时代，消除民主的弊端，维护自由。 为此，托克维尔不断地提醒世人：“我们生活在一个转变的时代，这是最明显的事实。但我们是走向自由，还是走向专制呢？”(14)也正是如此，我们才能理解托克维尔为什么对要建立一门全新的政治科学表现出如此的焦急和迫切。 怎样去研究这样一个新的社会，选择什么样的研究方式和研究维度去思考行将到来的民主制社会，从而建立起“一种新的政治科学”，并对法国实现自由的体制起到有益的帮助？在研究路径的选择上，托克维尔受到了两位思想家的影响。一位是18世纪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这本著作中，孟德斯鸠不仅仅是从政治体制的视角来思考法律，而且更从“法的精神”，法律和民风民情之间的关系来思考社会中的什么要素在支撑着法律的运转，什么是法律的内在精神。托克维尔在去美国考察的船上，在思考美国的民主时坦陈受到了孟德斯鸠的影响，他在给路易丝·德·凯尔戈拉的信中说：“我每天都要花一些时间来读这三个人的书，那就是帕斯卡尔、孟德斯鸠和卢梭。”(15)在对美国民主的研究中，他运用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所使用的方法，追溯法律和制度后面的民风民情，探讨什么因素在支撑着社会的运转，研究美国人民的观念、心态以及它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