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第二商业周期:公元800年的地中海世界

作 者:

作者简介:
(英)克里斯·威克姆,牛津大学中世纪史教授

原文出处:
全球史评论

内容提要:

地中海世界的历史可以分为三大经济周期,即罗马周期、中世纪周期和西欧主导的、日益以大西洋为中心的现代周期。本文着眼于800年的地中海世界即第二商业周期的开端。首先从交换的不同类型、经济周期的韵律、区域经济的重要性三个方面进行方法论的探讨,然后论述四个区域(埃及、黎凡特、拜占庭帝国的爱琴海腹地和意大利)的经济情况,最后对四个地方图景进行整合,从五个方面说明地中海世界第二经济周期的总体情况。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16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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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济史学家眼中,地中海从不是一潭死水。有史以来,出使人员络绎不绝地穿梭于东西两岸;微观区域的“连通性”,例如港口之间小规模的贸易,亦从未出现停滞,正如佩里格林·霍登和尼古拉·珀塞尔最近强调的那样。迈克尔·麦考密克也给出了强有力的证据,它表明地中海各种类型交流网络贯穿整个早期中世纪,即便是地区间交换的低潮期——具体时间在他看来是650-780年——也在此列。①所以,在某种层面上,正如此次研讨会的主题所述,跨区域交换关系存在的“真实性”毋庸置疑。从物质文化的角度来讲,地中海地区的交换网络十分密集,可轻而易举地实现一个地区之于另外一个地区的影响。例如,塞奥法诺公主以区区一人之力将10世纪后期德意志的宫廷文化传播开来;单独或成群的工匠不断迁徙,通过两条路线将双耳带釉陶器从东地中海带到西地中海,其一是8世纪后期这些器物从君士坦丁堡传播到罗马,其二是从伊拉克流传到叙利亚和埃及,然后在9世纪到达突尼斯、西西里和西班牙。②在如此密集的交流网络之内,各地区之间物质文化相互交融,甚至不需要借助商业活动的力量。

      尽管如此,大会主题“毋庸置疑”的真实性引领我们关注更加纯粹意义上的、大规模的经济交换,而非基于个体的小范围交流。的确,个体交流的意义与其所处的环境息息相关:区域间交流非常活跃的时期与相对封闭的时期是明显不同的。圣哲罗姆可以在386年毫无顾忌地从西方到伯利恒,并从那里毫无困难地给人写信,而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人们成群结队地前来拜访他;同样,在1200年,比萨人、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可以在黎凡特诸多口岸进进出出,与在意大利并无二致;而无论圣哲罗姆还是意大利商人,他们只是跨地中海贸易网络中的一小部分,这片海异常繁忙,每年都有成百上千艘商船穿梭而过。然而,大致处于这两个例子中间的时段,威利鲍尔德在723-724年间从西方到达耶路撒冷,这次行程可谓开拓之旅,虽非绝无仅有,但也足以大书特书。③此类行动对任何跨文化交流也多出一番含义。与人交流越少,别人就越神秘;如果你处在一个不能轻易买到牛仔裤的国度里,音乐电视频道就别有一番滋味。这样看来,这场研讨会讨论经济关系的特征,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经济的大环境对于正确地理解文化交流是至关重要的。

      本文主要针对大会议题的早期阶段。我将把四个区域作为观察点来研究公元800年前后的地中海经济交换,它们分别是埃及、黎凡特、拜占庭帝国的爱琴海腹地和意大利,以便了解该时期的经济交换到底是如何运行的:这其实是一个区域间的物品流动非常贫乏的时期,是接下来500年的发展的重要起点。但是在展开具体论述之前,有必要首先讨论三个基本的、普遍的原则。它们是理解经济交换的重要框架,分别涉及交换的不同类型、经济周期的韵律、区域经济的重要性。

      第一,交换的不同类型。从坐标的两轴来看交换的类型也许是有用的,因为交换进程涉及两个而不是一个基本的方面。其一是长久以来存在的人类学区分。它把交换分成礼品交换和贸易,前者是一种方向性明确的物品流动,卡尔·波拉尼称之为“再分配”。礼品交换和贸易存在本质区别,前者是为了建立或维系社会关系,后者涉及私人利益,原则上也可以在敌对双方之间进行④。当然,两者之间也有一些难以区分之处(比如说,有人可能以低于市场的价格把旧汽车卖给他的兄弟;可能还有更极端的情况,有人也许会暗自把别人送来的圣诞节礼物价值加起来和他自己花费在这上面的金钱进行比较),但仍有本质区别:一个建立社会关系,另一个则不。“再分配”在我们研究的时代主要是指税收和贡赋,也有一些难以区分之处(很多贡赋被花言巧语地说成是礼品赠送,很多税收都被政府低价强制征收),但与礼品交换和贸易均有所不同,并且常常成为像贸易一样重要的交换手段,在罗马帝国晚期尤其如此。那时,从埃及、北非、西西里等行省运来大量的谷物和橄榄油供养着首都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以及多支军队。

      交换的另一个方面是规模,可以用坐标的另一个轴来表示。这里也有在交换中起作用的三个层次:奢侈品、大宗贸易和地方性小型交易。每个社会都存在着地方性交易,交换通常发生在一个村庄的农民或两个村庄的农民之间。奢侈品交易——所交易的是显示政治或经济精英地位的稀缺商品——也一直存在,它通常跨越范围广袤的地理界限(如从今印度尼西亚到西欧的香料贸易在过去两千年里从未被打断)⑤,尽管根据时空和品味差异而出现巨大变化。大宗贸易是经济体系规模的重要标志。在中世纪地中海,这就意味着原则上大部分地中海人都可以买到所需商品,如廉价纺织品、铁器、陶瓷、木材,还有谷物、酒、橄榄油等可耐久保存的食物。假如需求足够旺盛,上述手工业产品,包括纺织品(及其原材料,如羊毛)、铁器、陶瓷可以在很大的区域内大量廉价出口;但是这种贸易有赖于其低廉的价格,以便同当地的产品竞争,这些产品通常质量低劣,急需时每个村子都可以生产。谷物、酒、橄榄油等商品的情况更是如此,它们在地中海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生产。假如说,你发现意大利人家中有非洲突尼斯地区的餐具(可能公元400年和公元1000年都有发现,居于其中的800年却没有发现),或发现希腊人家中有巴勒斯坦的双耳细颈酒罐,这都证明地区专业化分工已经具有相当规模,产品以低廉的价格大宗出口到很远的地方。我们无法据此推断出这种交换活动是商业行为还是“财富再分配”(如以税收的形式),但却可以一窥地区经济体系的规模几何。显然,这些只有透过大宗贸易才能体现,奢侈品贸易是不可以的。当然两者也有难以区分之处:大理石、玻璃、最便宜的丝绸还有奴隶(取决于他们的用途)是典型的奢侈品,同时也是重要的大宗贸易商品;异国情调的瓷器可以变成奢侈品(如6世纪英国的非洲餐具或阿拔斯王朝的中国瓷器);相反,香料在香料群岛就不是奢侈品。但无论如何,奢侈品和大宗商品有着本质区别。虽然奢侈品贸易一直存在,但大宗贸易却并非如此,它们起起伏伏,反映着经济体系的兴衰。这里必须附加说明,11世纪开罗戈尼萨文书以及12世纪晚期和13世纪的意大利档案清楚有时还详尽地记载了纺织品的情况(其所记载的纺织品实际上总是与纺织品贸易联系在一起)。而关于在此之前的时期,最能体现大宗商品交易以及经济体系运作的是陶瓷,这点从很多考古发掘和考古报告中都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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