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人与先秦华夏人异族观念之异同

      DOI：10.16758/j.cnki.1004-9371.2016.01.003

      古希腊人和先秦的华夏人群往往将所有异族视为具有一致性的“他者”，并赋予其特殊称号，前者常以“蛮族”()称呼所有异族，后者则赋予他者以“夷狄”等称呼，①其中的共性引发了学术界对此问题的比较研究。一些学者注意到两种称呼及其所反映的观念均有歧视异族的意识，②而另一些研究则更为深入，提出古希腊人和古代华夏人区分自我与他者的方式有所不同。③此类研究对厘清古希腊人和先秦华夏的异族观念之异同有重要价值。不过，对古希腊人、先秦华夏人识别自我与异族过程中，血缘、文化及政治因素所发挥作用之异同以及产生原因仍有可进一步探讨之处，本文试对此问题做些分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般认为，古希腊人与先秦华夏人群在区别自我与他者时，血缘、文化等因素发挥的作用有所不同：血缘始终是希腊人区分自我与蛮族的重要依据之一；而先秦时期华夏和夷狄的区别中，文化而非血缘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此类认识有一定的根据，但仍需作更为具体的分析，且需考虑政治因素在其中的作用。

      希腊人观念中，文化对区别自我与蛮族的作用不可忽视。美国学者乔纳森·豪尔注意到古典时代希腊人的自我认同及他们与蛮族的区分中，文化因素的重要性逐渐取代了血缘的地位。④其实，早在希波战争之前文化已成为希腊人和蛮族的重要区别，与“”相联系的“”一词在《伊利亚特》中已经出现(Hom.,Il.,Ⅱ.867-868)，⑤用于形容卡里亚人说不好希腊语，反映出史诗中希腊人已开始关注自己与异族的语言差异，这成为希腊人蛮族意识的开端。当然，古典时代希腊人与蛮族的文化区别的确有所发展，这是学者重视此时希腊人之蛮族观念转变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方面，传统的语言等差异仍受到希腊人重视。《历史》曾载，有一只从底比斯飞来的黑鸽子口吐人言。希罗多德否认鸽子能够说话，他认为这是希腊人对蛮族语言的错误记忆(Hdt.,Ⅱ.57)。⑥希氏将语言差异作为此讹误产生的原因，反映出以语言区别希腊人和蛮族的传统仍在希腊社会具有影响。另一方面，在和蛮族对立加剧的背景下，希腊人对生活习惯、德性等差异更为关注，甚至有意建构族群间的文化差异。悲剧中描述了波斯等蛮族善于使用弓箭，而希腊人则以长矛、盾牌等武器为主(Aesch,Per.239-240)。⑦尽管此观念与历史并不吻合，⑧却被希腊人所接受。希腊人还试图寻找不同人群性格的差异，蛮族更易于受到奴役这一点也受到希腊人重视。亚里士多德曾指出：希腊人“不想称呼他们自己为奴隶，而宁愿称蛮族为奴隶”(Arist.,1255a29)，⑨他将蛮族与奴隶密切联系，以此对蛮族予以歧视。有学者认为，这种认识可能与梭伦改革之后雅典奴隶多来自蛮族有关，也可能与希波战争前后专制制度给希腊人带来的负面印象有关。⑩无论如何，易于被奴役被视为蛮族的特点，并构成了他们与希腊人的文化界限。

      文化对区别希腊人和蛮族的影响，延伸至希腊化时代乃至罗马统治时期。这一时期随着希腊文化在东方的传播，出现了“文化希腊人”现象，(11)即一些蛮族人受到希腊文化的熏陶向希腊人转化。在托勒密王朝，一个蛮族人曾给他的雇主泽农写信，投诉泽农的代理人“因为他自己是蛮族人而歧视他”，并提及自己不会说希腊语。据考证，泽农是当时财政大臣的代理人，他出身于考诺斯人，这一人群曾长期被希腊人视为蛮族(P.Col.Zen.Ⅱ.66.18-21)，(12)但泽农却由于接受希腊文化而被视为希腊人；而那些不会说希腊语的人则仍被视为蛮族。这说明文化因素不仅是希腊人与蛮族的区别，而且成为族属转化的重要依据。公元2世纪，出身于高卢人的智者法奥里努斯曾说：“希腊人中最优秀的人在那里(指罗马)倾向于罗马的方式”(Dio Chrysostom,37.25)。(13)法奥里努斯出身于蛮族，但在接受希腊文化后，他以希腊人自居，并对放弃一些希腊文化转而接受罗马文化的希腊人予以批判。这证明，某些场合是否接受希腊文化，已经超越了血缘，成为判定希腊人抑或蛮族的重要依据之一。文化因素对希腊认同和区分蛮族的影响，古已有之，但在希腊化时代之后起作用更为突出，表明文化作为区别希腊人和蛮族的标志在希腊历史上持续长久，影响深远，且其地位处于上升之中。

      不过，在承认文化对希腊人的蛮族观念具有重要意义，有时甚至起主导作用的同时，也应看到血缘对区分希腊人与蛮族的影响长期存在。早在《伊里亚特》中，希腊人已用“阿卡亚人的子孙”称呼自己(Hom.,Il.1.392; 2.72)，(14)他们通过血缘实现联系，并在与特洛伊人对立中体现差异，可知早在“荷马社会”希腊人已开始重视血缘差异的意义。而在希波战争前后，随着自我认同的发展与族群冲突加剧，希腊人与蛮族的血缘差异感更为明显，并成为了希腊人与蛮族对立的依据。柏拉图曾自豪地提到：“我们沉浸在对蛮族的深深仇恨之中，因为我们是纯粹的希腊人，没有与蛮族混杂。”(Pl.245c-d)(15)柏拉图认为，他们的血统未曾与蛮族混合，这使得他们自豪，并成为仇视蛮族的根据。而在古典时代后期，伊索克拉底和德摩斯梯尼对马其顿王室是否属于蛮族有不同认识，但其立论均无法摆脱血缘依据。伊索克拉底认为，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祖先为赫拉克勒斯，具有希腊血统(Iso.,V76; 127)；(16)而同时代的德摩斯梯尼也以血缘为依据，但认为腓力二世属于蛮族(Dem.,Ⅺ.30-31)，(17)并将腓力视为希腊人的重要对手。尽管二者的识有异，但却同样重视血缘对族群划分的影响，反映出血缘在此过程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