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天地会的内部文书和官方档案资料，目前大多已经整理出版，中外学者莫不从中受益。相比之下，西方人从19世纪初开始研究天地会留下的不少成果和资料，由于资讯、语言和研究习惯等原因，在中国的利用程度稍有不足。有些资料极少得到关注，即便是最有名的施列格(Gustave Shclegel)的著作，英文版面世近80年后出现了中译本，但该书一些有价值的内容仍旧不太为人重视。本文不揣浅陋，选择19世纪西方人关于天地会研究的若干代表性成果，作一发微阐幽式的介绍，期望能对天地会研究的深入有所裨益。 一、19世纪前期的零星研究 就目前所知，西方世界第一份有关天地会的研究成果是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的文章。米怜曾经担任马六甲英华书院首任校长，且在这一职位上病逝。经由其同事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转达，他这篇文章1826年正式登载于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刊。该文介绍了天地会的名称、目标、组织结构、入会仪式、暗号，并且尝试着对一份天地会入会凭证里的中文字符进行释读。文中这样讲述天地会的历史和现状：嘉庆初期，天地会“在各省迅速传播，几乎已经推翻了政府，直到嘉庆十八年，其首领被捕并被处死，他们的阴谋仍然没有被完全挫败，……他们仍然存在，还在运行，只是更加隐秘；据说几年以后他们采用了‘三合会’这个名称，以便掩盖自己的目的。”①由此，米怜给读者传达的天地会形象是：它曾经是、而且一直是一种“叛乱型兄弟结拜”(rebellious fraternity)。不过他的观点似乎不太确定，因为接下来他又这样介绍天地会的结会目标：“这个社团的目标一开始似乎并不特别有害，但随着成员数量增多，其目标从纯粹的相互帮助，堕落为盗窃、抢劫、推翻正规政府、意在政治权力。在外国殖民地，这个结社的目标是劫掠及联合防卫。”②文章还讲述了1818年马六甲一名华人裁缝、三合会首领杀人被捕后又在会内兄弟帮助下成功逃跑的事。刑事犯罪与反政府性格，这是米怜对于天地会的基本印象。作为一名志在向东方人传播基督信仰的传教士，在文章结束之际，米怜自然不忘对天地会与共济会的相似关系进行探讨。这个思路应该对后来的施列格产生了影响，因为后者在其著作的序言中开列了几份先行研究成果，第一份就是米怜此文。 继米怜之后，另一名传教士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对天地会的关注更加侧重于刑事犯罪方面。1833年，他在《中国丛报》刊载一篇文章，引述了一名南洋归国华人对于该地区华人会党情况的描述：秘密结社存在于所有的殖民地，都是由三合会派生出来的，“极为强大、极其暴力”，分为海山会和义兴会两大派，二者相互争斗，遇到稍有积蓄的陌生同胞则实施打劫，并合力对付殖民地官员的调查。在他的笔下，南洋群岛的华人会党迹近无法无天的匪徒，会犯下许多令人恐怖的罪行，殖民地官员以及读者应该对其保持警觉，不能以通常方式去应对。不过，他也在文章的脚注里补充说：“叛乱者用‘义’字来表明自己针对不公正的统治者提出了正义的标准，‘兴’字则往往意味着军队的起事，对于中国的三合会而言，二者合起来就是消灭当朝君主——在澳门发现的三合会会簿文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③同样论及天地会反政府的性格，但相比于米怜，郭士立注意到了这种反抗背后有着更深的伦理诉求。 1841年，时任海峡殖民地英军司令副官的步兵中尉纽博德(Thomas John Newbold，1841年当选为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员)，与其长官威尔逊(E.W.Wilson)准将联名发表了一篇长文。文章讲述了南洋群岛华人会党的活动情况，也注意到了他们的“暴乱”、“叛乱”性格，认为他们是“可憎的兄弟结拜”(odious fraternity)④。作者显然获得并利用了一份天地会会簿，因而还提供了有关天地会的许多具体信息，比如组织结构、入会仪式、识别暗号、诗文对白、三十六誓全文，以及入会凭证里相关中文字符的释读，等等，有的内容甚至逐字逐句地译介。纽博德不会中文，英译工作由汤姆林(Mr.Tomlin)承担。尤其是文中第136-139页的三十六誓全文，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版本。文中第137页的脚注交代得很清楚，中文原件收藏在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的图书馆里。但据荷兰学者田海(Barend J.Ter Harr)调查，纽博德使用过的会簿原件现已下落不明⑤，因而这份英译件也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关于天地会的历史起源，纽博德求助于三国故事：汉末政治动荡、刘关张桃园结义，共同致力于复兴汉室；据说皇帝最初御赐他们一把重量为两斤十三两的剑、一枚铁印，但随后警觉到他们的力量和影响日益上升，于是诛杀了他们中大多数人；兄弟们坚决抵抗，余部被驱散，在躲过刀锋的幸存者当中产生了目前的众多结社。然后文章直接跳至当代：天地会在广东如此盛行，以至于1817年，新任总督阮元实施严厉的镇压，逮捕了两三千人；作为回应，当地会党夜晚秘密举行入会仪式的时候，便制作了一幅当朝皇帝的纸人形象，要求新人会者将它砍成碎片⑥。作者显然接触到了天地会的起源传说，但可能是由于中文程度或者研究深度不够，文中对于天地会的抗争性质语焉不详。跟米怜一样，纽博德也在文章快要结束时讨论了天地会与共济会的相似之处。 1846年，依据在香港所获天地会内部文书，郭士立将天地会起源故事首次公布于西文学术期刊：康熙年间西鲁犯边，清军不敌，郭廷辉回朝求援。皇帝召集群臣商议，决定张榜天下，谁能平定西鲁，即封为公侯，赐金万两。福建少林寺有1200名僧人应募出征，平定西鲁，得胜回朝，接受御赐礼物，然后回寺。朝中奸臣嫉妒他们的好运，诬陷他们谋反，获得皇帝同意，经过暗中策划，某天夜里火烧少林寺。18名僧人逃出，但仅有5人幸存，他们没有丧失斗志。一名13岁的童子朱洪竹也要求参加他们的结社，他说自己是崇祯帝西宫娘娘所生，希望众人扶助他恢复江山，为父母报仇，同时他也会帮大家惩罚毁灭少林寺的罪人。僧人们奉其为主，来到广东惠州府丁山脚下，在一座寺庙里遇到了别的僧人。商议之下，一致决定结拜兄弟，主要目标就是为自己蒙受的冤屈复仇。但由于时运不济，他们虽然已有数千人，却长期处于秘密状态，期待着更好的时机。康熙末年，他们跟清兵斗争多次。雍正十三年，他们的主体组织遭到清兵残酷镇压，只得疏散开来，通过暗号相互联系，期待着复仇那天的到来。一开始他们只有五房，分布在不同省份，后来扩展到十三省。“他们的宪章完全是军事性的，实现其宏大目标的手段就是暴力和劫掠。”⑦文章随后用了大部分篇幅来介绍天地会的仪式、诗文对白、会内规章和处罚措施、隐语暗号、入会凭证。文章还提到，各个阶层都可以加入三合会，其成员有下层士人、衙役、兵丁、商人、妓院老板、赌徒，等等，因为这个结社承诺在危急时提供互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