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5)06-0094-10 《新青年》在近代史上所起的那么大的影响，是与跟《新青年》有关联的一系列事件综合产生的，包括蔡元培在北大进行的改革、陈独秀到北大任教、包括白话文倡导在内的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五四运动发生、共产党成立，而这些事件的发生，每每与上海的城市环境、文化生态、京沪两地的文化差异、文化人的互动有密切关系。 一、《新青年》创办与上海出版市场 陈独秀当初创办《新青年》(初名《青年杂志》)，是有着创办一大型出版公司、兼营杂志的一揽子规划的。他原先在日本帮章士钊编《甲寅》杂志，因妻子高君曼在上海生病住院，乃于1915年6月回到上海。回沪途中，他就酝酿了创业计划。他的理想愿景是：联合上海安徽籍的出版商汪孟邹(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叔潜(通俗图书馆老板)，湖南籍的陈子佩、陈子寿兄弟(群益书社老板)，成立一家大书局，以出版《青年杂志》为旗帜，再把安徽人胡适从美国请回来，负责编译工作。回沪第二天，他就陆续与一些同乡、好友进行商量。湖南人章士钊、安徽人柏文蔚、张己振等都曾参与讨论。经过一段时间的奔走，这一宏大计划虽然没有完全实现，但是，出版杂志作为计划的一部分得以先行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一揽子计划，群益书社才会在并无赚钱胜算的情况下，每月慨然投入编辑费和稿费二百元来出版《新青年》。① 为了实施这一计划，陈独秀与汪孟邹在1916年11月专程到北京招股筹款，勾留月余，筹得十余万元。他认为，以筹得之款，加上亚东图书馆、群益书社的资产，总共三十余万元资本，可以先开办起来，再徐图发展。②就在他在京筹款之时，蔡元培找上门来，邀他到北大任职。诚如陈思和所说，如果不是横道插进蔡元培三顾茅庐把陈独秀请到北京大学当文科学长，这个计划没准就实现了。③1917年，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之后，也还没有放弃这一宏大计划。他只答应蔡元培暂时承乏，做三个月，然后南返上海，继续努力出版事宜。④ 陈独秀的这一计划，并不是不切实际的空想，而是有着很大的可行性的。清末民初的上海，已是中国出版中心，全国出版业的80%以上集中在这里。这里已形成比较完善的出版市场，从著书、编书到印刷、发行，都相当齐备。这一时期，上海出版业发展飞快。以书局数量而言，辛亥(1911年)五月前，上海有116家书店。1912年新开业的就有中华书局、尚古山房、中华图书馆等35家。此后，亚东图书馆(1913)、中外舆地局(1913)、泰东图书局(1915)、广仓学会(1915)相继开设。以出版业产值而言，前清末年，大概每年四五百万元，到民国初年，翻了一倍，约一千万元，其中商务占十分之三四，中华占十分之一二。⑤外资的广学会、申昌书局等尚不在内。从前景看，时人普遍认为，中国出版业潜力巨大，前途广阔。⑥陈独秀谋求在出版行业进行发展，既有他此前从事过报纸、杂志的经历有关，更有他对上海乃至全国出版前景的乐观判断有关。中华书局就是一个现成的榜样，它自1912年正式开张，不到五年时间，便成为上海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大公司。 办出版社，以书籍、杂志并行，杂志为旗帜，书籍为后盾，这是当时上海大型出版公司的通行做法，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1904)、《教育杂志》(1909)，中华书局的《中华教育界》(1912)、《大中华》(1915)等，都相当成功。商务与中华，都有针对不同年龄段人群的杂志。商务有针对幼儿的《儿童教育画》(1908)、针对少年的《少年杂志》(1911)与针对青年的《学生杂志》(1914)，中华则相应有《中华童子界》(1914)、《中华儿童画报》(1914)与《中华学生界》(1915)。这种经营模式对陈独秀自有影响。他的一揽子计划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商务、中华等成功模式的复制。有论者注意到陈独秀《青年杂志》与基督教青年会《青年》杂志的关系，其实，他的想法可能受商务、中华的影响更直接也更大。他想在上海出版行业进行竞争，大干一场。汪原放回忆录里引当事人的议论，可以折射出陈独秀等人的心态： “群益过去好，近来听说也不很好了。他们的《英汉辞典》、《英汉双解辞典》，不如以前了。从前，连商务印书馆也要向他们配不少《辞典》，据说月月结账，要用笆斗解不少洋钱给他们。后来商务出了《英华辞典》等等，价钱比群益便宜，内容也很好。群益也急哩。” “中国图书公司都搞不过商务，群益怎么搞得过。而且，中华书局也在出《英汉小字典》等等了。群益实在很危险，搞不过资本大得多的商务、中华的。” “恐怕子佩翁、子寿翁有眼光，和亚东一并，靠湖南、安徽的资本来大干，也来一个大公司，也说不定。”⑦ 从陈独秀经营《新青年》的实践也可以看出，作为全国出版中心的上海，对于陈独秀的事业也是有实际意义的。《新青年》创办以后，前两年在上海编辑、印刷、发行，自不用说。即使陈独秀到北大任职、《新青年》编辑部移京以后，其排字、印刷、发行地点仍是上海。 二、新文化人才与上海的渊源 清末民初的新文化人才，多与上海有所关联。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清末便是活跃沪上的新派人物。蔡元培自1901年以后至1906年8月，在上海南洋公学教书，是南洋公学学潮的主要支持者。他是新式团体中国教育会的会长，爱国学社创始人，也是反清团体光复会的会长，参与办报、张园演说、试制炸弹等活动。上海是蔡氏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的出发地，也是他结交新派人物的重要场所。陈独秀于1903年从安徽来到上海，参与《国民日日报》编辑工作。这份报纸是章士钊等人在《苏报》被封禁以后创办的刊物，以宣传自由民主、鼓吹反清革命为宗旨，号称“苏报第二”。陈氏在这里结交了蔡元培、章士钊等人，参加过“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正是从上海，陈氏踏上了政治活动的征程。1913年，他在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从安徽亡命至上海，穷困潦倒，依靠替亚东图书馆编书济急。胡适1904年从安徽到上海求学，在上海呆了六年，先后在梅溪学堂、澄衷学堂、中国公学、中国新公学读书，“胡适”这个名字也是在上海改的。胡适自称，在上海的这六年，是他一生的第二段落。他在这里初步接触新学，接受了进化论，思想上起了激烈的变动，开始了白话文写作，由一个乡巴佬变成了新青年。没有上海这一段，胡适不可能出国留学，也不可能有日后那番举世瞩目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