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5)12-0141-10 晚清72年，经历了道光后期(1840-1850)、咸丰(1851-1861)、同治(1862-1874)、光绪(1875-1908)以及宣统(1909-1911)五朝。其中，光绪朝前后达34年，几乎占据晚清一半岁月，最为引人注目。晚清时局动荡，第一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事变以至辛亥革命等历史事件纷至沓来，然而，士人集古玩碑的风气，不但未曾衰减，反而与日俱增，与时局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此一局面的形成，既有士人逃避时世的因素，更是有清一代学风发展的必然之势。 肇始于北宋的士人集古之风，到乾嘉时代盛极一时。以王昶《金石萃编》、钱大昕《潜研堂金石跋尾》和翁方纲《两汉金石记》等人书为代表的金石学，是乾嘉考据学中最为耀眼的领域之一。盛清士人雅好集古，疆臣大僚如毕沅、阮元等亦不例外。他们收藏碑拓，令属下官吏访碑，辇运藏石，还在幕府中养士，以编修金石之书自娱。身历乾隆、嘉庆和道光三朝的阮元(1764-1849)和包世臣(1775-1855)，是嘉道碑学兴起的两位关键人物。[1]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和包世臣的《艺舟双楫》，鼓吹北碑的艺术价值，激起了士人对于碑拓空前的收藏兴趣和研究热情，“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2]随着“碑学大播”，咸同光宣四朝碑拓之玩赏、买卖与流播，成为其时士风与学风的重要内容，实在顺理成章，有如水到渠成。 一、晚清士风、学风与碑拓流通 对于晚清的学风，清末民初学者早有敏锐的观察。震钧《天咫偶闻》云：“方光绪初元，京师士大夫以文史、书画、金石、古器相尚，竞扬榷翁大兴(方纲)、阮仪徵(元)之馀绪。当时以潘文勤公(祖荫)、翁常熟(同龢)为一代龙门，而以盛(昱)、王(懿荣)二君为之厨顾。……厂肆所售金石、书画、古铜、瓷玉、古钱、古陶器，下至零星砖甓，无不腾价蜚声。而士夫学业，亦不出考据、鉴赏二家外。”[3]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二“朝士嗜好”条亦有类似的概括：“光绪初年，学派最杂，潘祖荫好金石，翁同龢、汪鸣銮好碑版，洪钧、李文田好舆地，张之洞好目录，张之万好书画，薛福成、王先谦好掌故，虽不能自成一家，亦足觇其趋向。”[4]这种学风既然成为“朝士嗜好”，也就可以称为士风。不管是震钧笔下“光绪初元”的“士夫学业”，还是胡思敬所谓“光绪初年学派”，其实皆可认为是晚清学术的代名词。 早在道同时代，这种学风即已兴起。例如，同治十一年(1872)夏，潘祖荫发起“消夏六咏”唱和，题为搨铭、读碑、品泉(钱)、论印、还砚、检书。先后参与者有张之洞、王懿荣、严玉森、李慈铭、胡澍、陈乔森六人。七月五日，潘祖荫又组织郑康成(玄)生日雅集，参加者除上述六人外，又增加陈彝、谢维藩、许赓扬、吴大澂、顾肇熙五人。①“消夏六咏”的前三题，皆与金石学相关，而且，参加这两场雅集的文士中，潘、王、吴、顾等人，都是晚清有名的金石学家。易言之，金石碑拓可以说是这一时期“士夫学业”的核心。值得注意的是，被《国闻备乘》列为金石碑版之学核心人物的潘祖荫和翁同龢二人，其实代表了这样一类人物：他们出身世家，科举高第，或贵为帝师，或位居清要。他们所组织的艺文雅集，以及以他们为中心的精英文士社交圈子，对引领一时士风产生了显著作用。光绪初年的这种学风，推演而为晚清一代士风，与这些核心人物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围绕这类核心人物，京城士大夫形成了金石碑版之学的第一层核心圈，而外省士大夫又通过种种人事流徙和碑拓传递，构成第二层核心圈，于是，这种学风和士风不仅覆盖了晚清时代从京城到地方、从上到下的广大空间，又因为声气相通、嘤鸣相求，而构成了细密的网状联结。 除了被当时京师士大夫尊为“一代龙门”的潘祖荫和翁同龢二人之外，在京城之外，一些晚清疆臣达官也组织幕僚进行艺文雅集，上继盛清毕沅、阮元二公之盛，并与京城潘、翁二人形成内外呼应之势。这里可以举张之洞武汉幕府(1889-1907)为例。彼时张氏幕府中，聚集了众多海内学者名士，举其要者，则有杨守敬、顾印愚、周家禄、辜鸿铭、吴保初等，他们相与讲求金石、舆地、书画、辞章之学，蔚为一时之盛。[5]当然，即使武汉这样的地方中心，或者如苏州那样的文化古城，其所拥有的学者人脉与文物资源，与京城相比，无疑都是相形见绌的。 不过，京城及外省已经成名的金石学家，也可以通过言论著作，对外地有金石碑拓兴趣的年轻士子，产生积极的影响。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一月，已经卓然成家的金石学者叶昌炽为其甫脱稿的《语石》撰写自序时，曾回忆自己从事金石之学的经过。他在家乡苏州之时，就已经与王颂蔚、管礼耕等人“从事碑版之学”，“又习闻缪筱珊(荃孙)、魏稼孙(锡曾)两公之绪言”，但真正大开眼界，升堂入室，乃在“通籍居京师”之后。那时，他才有机会“与陆蔚庭(继辉)、王廉生(懿荣)两前辈、梁杭叔(于渭)同年、沈子培(曾植)比部游，上下其议论，益浩然有望羊之叹”。[6]他在《语石》一书中，不止一次提到他得益于当时“京都士大夫以金石相赏析”的风气。沉浸于这种风气中的京城士大夫，往往“捐俸醵资，命工访拓”。[7]“士大夫既屡有集资拓碑之举，碑贩亦往来奔走，每遇新品，必致都下。”[8]于是，都下自然成为碑拓集散的中心，“欲网罗古刻，非至都门，终为坐井观天。”[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