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5；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15)06—0038—09 经学和史学的关系是中国学术史上从来纠结的重要问题，表面来看就是孰重孰轻的问题。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大史学家司马光并不认为有“独立”的史学存在，他在《资治通鉴》卷一二三中有一段评说：“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余事；至于老庄虚无，固非所以为教也。夫学者所以求道，天下无二道，安有四学哉。”司马光是把史学作为儒学的附庸来看待的。经学是治儒家经典的学问，重经轻史，代表了传统儒家学者的看法。 如何看待经史关系的问题，清代晚期以来发生了重要变化，这就是论者所说的“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①近代以来“蜀学”②的发展演变是近代中国学术变迁的一个缩影，就经史关系而论也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学术演变过程中，蜀学虽然也发生了这一“转型”，但并没有与学术“主流”同调地将经学“边缘化”，没有放弃对经学的关注和看重。井研廖平(1852-1932)和他的学生盐亭蒙文通(1894-1968)、犍为李源澄(1909-1958)等人坚守经学在中国文化中的核心价值，成为近代以来“蜀学”的一大特点。虽然蒙、李二人后来的研究重心都不同程度地转向了史学，但他们把经学作为中国文化“根荄”的思想却未尝有变，“六经皆史”的思想也始终未被他们接受。他们在经史之辩的积极回应中，彰显着“蜀学”的独特个性，也折射出中国近代学术“转型”过程中的多姿色彩。 梁启超1902年所说：“其最近数十年来，崛起之学术，与惠、戴争席，而骎骎相胜者，曰西汉今文之学。”惠指惠栋所开创的吴派，戴指戴震所开创的皖派，为清代“乾、嘉学统之正派”③，惠、戴禀持东汉经古文之学，是当时的学术主流。而后有常州庄存与(1719-1788)治《公羊》，求“微言大义”，及其徒刘逢禄(1776-1829)、宋翔凤(1779-1860)遍说群经，以经今文学名世。经古文学、今文学的问题一直缠绕着清末民初学界，长期未得其解。 明末以至近代以前，蜀中学术甚显寂寥，直到晚清四川尊经书院④的兴办，蜀学才渐振而复起。除张之洞、王闿运而外，最具“兴起”之功的，是尊经书院的早期生员廖平。“蜀学”后来成为晚清中国“传统学术重心”，⑤与廖平的研究密不可分。那么，所谓廖平“兴起”的蜀学，是什么样的蜀学呢？1886年廖平著成《今古学考》，认为经今文与古文的区分，最根本的在于礼制的不同，“以《谷梁》、《王制》为今文学正宗，而《周官》为古学正宗，以《公羊》齐学为消息于今古学之间，就礼制以立言。”⑥此论一出，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蒙文通说这“真是论今、古学超前绝后的著作”，“我敢说，石渠议后莫有可和他比拟的”。⑦主古文的刘师培(左庵)后来也服膺了廖氏此说。民国初年，廖平、刘师培、吴之英⑧三位经学家同任四川国学院讲席，廓氏崇今文学，刘氏尊古文学，吴氏会而通之，“依礼数以判家法”则是三先生的共同点。刘则本仪征(杨州)汉学世家，⑨民国前夕入川。相与切磋，形成了一个影响很大的“蜀学”团体。 1920年代，蒙文通有《议蜀学》⑩一文，揭示廖平在汉晋以来经学史上“莫可比拟”的成就，其学“自为一宗”，论者比之顾亭林之于古音、阎氏之于《古文尚书》，为清代学术的三大发明。而后，“遂集同人之力，统著《十八经注疏》，以成蜀学”。(11)廖平欲最终成就的这个“蜀学”，是要在以礼制分辨今古学的思路上，重新对儒家十八经作一次统一的疏理。蒙先生所议的蜀学，乃在揭论廖平在清代经学史上的贡献。这意味着，在时人眼中，晚清蜀学或者蜀学的主流就是经学。 廖平讲经以“多变”著称，观点前后发生了六次变化，越变越奇，学界对此多持否定态度。章太炎撰廖平《墓志铭》责其说有“绝恢怪者”，钱穆则说“其学非考据，非义理，非汉，非宋，近于逞臆，终于说怪，使读者迷惘不得其要领”(12)。冯友兰在他早期撰写的《中国哲学史》中，认定廖平经学代表了“经学时代”的终结(13)，大概是学界的共识。“经学时代”的终结不等同于经学的终结，正如蒙默先生所说，廖氏之后讲经者仍“不绝如线”，经学本身是“不可亦不能”率尔言其终结的(14)，这是有道理的。 廖平所处的时代，正是西风东渐，吹动着中华帝国的每根神经。在廖平眼中，经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利器，外部世界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如何用儒经来解释这种变化，或者说是如何用儒经来适应这种变化，正是廖平日夜思索之事。这是每天者都发生着“遽变”的时代，而廖平本人僻居西蜀，所闻有限，但他渴望与外部世界有所沟通，曾说：“予圣自封，惜未能译为西文，求证大哲。如有好事，彼此沟通，华岳云开，美富毕显，交易互易，也不馨香祝之！”(15) 时局的大变动也将廖平卷了进去。这一年，廖平作为全国读音统一会的代表到了北京，又到了上海等地，又在曲阜参加孔教会第一次全国大会，虽然他到处进行尊孔尊经的宣传，但必也感受到了时代风潮的变化，才可能发出“彼此沟通”的感言。王汎森说：“廖平认为自己是一位哲学家，他的哲学体系建立在经学研究上，为了追赶时势，他不断地变造这个体系，所以出现了所谓的‘六变’，只要我们稍稍留意便会发现这‘六变’大抵对应西方文化不同阶段的挑战，廖平每次调整他的体系几乎都是在回应他所认识到的危机，并以改造古代学术体系来维持孔子之学的相对优越性——不只优于中国各家各派，也优于全世界。”(16)这段评论正符其实，廖平事实上长期处在思想的焦虑中。廖平学生李源澄曾说：“惟为时代所限，囿于旧闻，故不免尊孔过甚。……使先生之生晚二十年，获时代之助予，将益精实绝伦也。”(17)这自然是在为自己老师“辩护”，假设也不可能兑现，但所揭之廖平“为时代所限”则是真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