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善于乐:清末都市中的慈善义演

作 者:

作者简介:
郭常英,河南大学近代中国研究所教授。河南 开封 475001;岳鹏星,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 苏州 215021

原文出处:
史学月刊

内容提要:

清末,慈善义演作为一种新型的助善方式,历经酝酿、出现与初兴的变化历程。都市商贸的发展、娱乐业的兴盛以及市民的娱乐需求,为慈善义演提供了经济与社会基础。华洋杂居口岸的都市繁华和“租界展示”,对慈善义演的出现产生了直接的促动作用。西方慈善理念的东渐和影响,成为慈善义演的思想引导。义务戏、影戏助赈等各类型义演的早期活动在社会上初见成效。义演构成的社会网络结构所产生的社会文化效应,成为慈善义演初兴的驱动力。义演蕴含着“寓善于乐”的慈善理念,通过清末娱乐观演及其慈善“场域”,对城市民众的思想认识产生影响,有助于改变旧有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促进近代慈善事业的转型。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6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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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善义演是近代中国新出现的一种社会文化事象,主要是通过演艺筹集资金用于社会慈善活动。慈善义演承载着多重社会信息,营造了近代都市的慈善氛围,为近代慈善事业转型的一个重要体现。鸦片战争以来,伴随着中西交往的频繁、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沿海通商口岸最早卷入了近代化浪潮,上海、天津、广州、汉口等早期开埠城市的近代化进程更为迅速。都市娱乐随时代变迁而兴起,为慈善义演提供了空间与契机,慈善文化开始在近代都市发展进程中孕育与成长。同时,市民生活的新方式、新内容,有力助推了慈善义演活动的兴起。其中,西方慈善思想的传入以及慈善方式的引进,构成义演活动酝酿与出现的关键因素,慈善义演成为近代慈善事业发展演变中的典型案例。目前学界对于近代慈善义演还缺乏关注,个案分析与总体讨论均显不足,对于都市慈善义演产生的相关问题还需具体分析。笔者爬梳史料试作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 都市慈善义演的酝酿

      近代以降,城市在慈善事业近代化的进程中作用凸显。近代城市的兴起,既催生了近代慈善事业,也推动了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新兴的近代慈善事业实际上是近代城市慈善事业,是以近代城市的兴起为依托、为载体的①,一方面,近代城市的发展为近代慈善事业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社会空间;另一方面,在贫富分化问题集中的城市中,有适应近代慈善事业兴起与发展的内在需求。慈善义演在都市出现并非偶然,它是多种社会因素融汇的产物。晚清都市的逐步发展,特别是口岸城市的变化为义演出现提供了客观环境。近代商业城市的发展,成为慈善义演酝酿与兴起的空间背景。其中,新旧、华洋杂处的口岸城市生态,为慈善义演在中国的早期出现提供了条件与可能。

      清末,口岸城市的发展带来了社会文化和市民生活的嬗变。鸦片战争之后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文化总的变化趋势,是由以往的闭关自守,转而为面向世界;由过去的封建传统天下,变而为近代化的趋进②。这样的情况,在近代都市大众文化与市民生活中尤为突出。都市作为近代化的风向标与汇聚点,也自然成为诸多文化事象融汇的场域和代表。上海、天津作为南北都市发展的典型区域,表现尤为明显。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很快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之一,随着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各类洋行、商行、货栈、船坞码头等工商事业不断涌现。人口的不断增加,商人阶层实力的增强,近代化城市管理方式的引进等,共同推动了上海的发展,上海逐渐成为中国的“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工业中心”③。同样,天津作为近代北方的重要航运中心,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商贸发展迅速,先后有九个国家在津设立租界和领事馆,成为租界最多的城市,租界一带很快形成了新兴的商业区,天津很快成为清末重要的大都市、北方地区的贸易中心④。除此之外,汉口、广州等城市也同样伴随着商贸的繁荣、近代化浪潮的冲击在不断变化。汉口自1862年开埠之后,先后有二十多个国家前来通商,外国侨民大量聚集,至清末,工商企业的兴办使汉口成为仅次于上海和天津的近代工商业密集区,有“东洋芝加哥”⑤之称。这一时期,广州作为中外通商的区域大都会,城市发展亦较为迅速。总体而言,清末时期,沿海、沿江、中西杂居的口岸商业城市,成为了在华西方侨民的主要活动基地、西方商品的集散地与文化的输入地。中西交流的频繁,西方洋人的生活方式对国人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特别给当地市民文化生活带来了日益显著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市民文化生活的变化是都市发展的象征,其中,娱乐方式的变迁更为明显。中国的民间传统娱乐,戏剧观演是主要内容之一。清代戏曲发展非常兴盛,大量地方戏不断涌现,乡间“士绅宴会,非音不樽。而郡邑城乡,岁时祭赛,亦无不有剧”⑥,城里或有常设的经营性戏园,市民付款看戏,满足视听之娱。而这些戏园剧场往往建在官商汇集之地,如北京、天津的戏园就相当多。咸丰、同治年间,城乡民众看戏之风依然浓厚,凡是演戏之处,“人山人海,万头攒动”⑦,也有富贵人家请戏班“堂会”的情况。随着清末的城市发展,城里戏曲观演日益增多,娱乐业呈现兴盛之势。更为显著的是,都市发展促使新型经营性戏园大量出现。追求盈利的戏园主,以延请名角、布置剧场为重,使观赏传统戏曲成为市民娱乐的主要方式之一。以上海为例,经营性剧场于19世纪60年代已经出现,到19世纪80年代已有“梨园之盛,甲于天下”之说⑧。当时的戏曲观演通常是作为消闲娱乐、教化育民,或为当地的民风礼俗之愉,并未显示出慈善公益的内涵。这与晚清社会经济贫弱、公共空间狭窄、慈善公益意识淡漠有一定关系。清末都市发展带来的商业繁荣,西方慈善公益观念的东渐等,开始影响城市民众的传统义利观与慈善意识。

      除了都市的发展与变化带来了外部环境的改变之外,义演的出现还与清末慈善事业的演变有重要的关联。有学者认为,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兴起,从晚清光绪初年民间大规模兴起的义赈开始,后来又有戊戌时期各地慈善公益事业及清末新政期间地方自治中的慈善活动⑨;还有学者认为,晚清慈善观念以及民间慈善公益事业的出现,是当时慈善事业发展最重要的表现⑩。笔者对此非常认同。晚清传统荒政体系当时无法承担起社会救济的责任和功能,荒政低下的效率以及官赈的衰蔽,为民间慈善力量的兴起提供了较大的空间。同时,西方外来势力在中国的社会救助模式和慈善实践,成为了国人开展民间慈善的启迪和参照。慈善义演实际上是民间义赈的一个类型,也是募捐的一种有效方式,最早在华洋杂居的口岸都市随着近代义赈的兴起而出现。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等口岸都市,成为带有浓厚商业气息的市民文化发源地,并逐渐辐射周围地区。随着后来中外交往的不断扩大、口岸商品经济的繁荣、西方慈善观念与助善方式的影响,都市娱乐演出逐渐发生变化,义演性质的娱乐活动才开始出现,表现形式也渐趋多样。

      二 都市慈善义演的出现

      晚清都市社会生活的一系列变化,构成了慈善义演出现的环境要素。以“丁戊奇荒”的救灾为契机、外侨“租界展示”效应的影响,慈善义演由此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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