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的近世史:“郡县空虚”时代的礼下庶人与乡里社会

作 者:

作者简介:
罗志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成都 610064

原文出处:
近代史研究

内容提要:

针对大一统下形成的“郡县空虚”,从南宋开始,士人开启了以“礼下庶人”的方式构建下层民间社会的持续努力。这一持续千年的尝试,寓正德于厚生,侧重的是“地方”,强调的是“民间”,提示了从“非国家”视角观察历史的必要和可能。州县的范围,既是人人生活的基本空间(实体的和想象的),也是士绅、职役、家族和地方官互动的场域。“国家”与“民间”、体制与乡俗调和(negotiating)于其间,代表国家者常不行使其功能,而行使国家功能者常不代表国家。在或隐或现的“国家”身影下,逐步形成一种“藉士大夫之势以立国”的取向。在乡之士不仅要化民成俗,还要凝聚社会。“道”与乡土的衔接,使“地方”具有更多自足的意义,减轻了上层政治变动的影响。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6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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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从地方看历史

      梁启超曾提出,中国从很早开始,“已渐为地方的发展”,故欲“了解整个的中国”,必须“一地一地分开来研究”,尽可能“把乡土的历史、风俗、事故、人情考察明白”。①本文所谓“地方的近世史”,大体也遵循这一取向。不过此所谓“地方”,虽也含有一般所谓区域的意思,却并不侧重于此②,而更多是从州县以下的基层视角,自下而上地考察近世中国历史的一些演变。这样的“地方”永远是千差万别的,然本文既不强调其特性,也不侧重其共性(即有人乐道的“典型意义”),当然也不排除特性和共性,而是在“非特非共”、“既特且共”的基础上观察一些在地的现象,更多考虑其相通的一面,关注其通性,以了解“整个的中国”。

      中国历史早期的文籍中,“地”多疆土之谓,“方”有方伯之称。方伯、方牧的称谓,为早期古籍所常见。《管子》所谓“富有四海,地方甚大”(《管子·地势》),则是指疆土、封土了。然而至少在明代,“地方”成为县以下官与民之间一个体制性的基层存在,专指某种参与官方事务而又不具官家身份的所谓“职役”③,后来也往往泛指类似的人。他们穷富不均,多数时候社会地位不高;而其社会功能,常与民间社会分层的“下九流”中排列甚后的衙役(俗所谓差人)相仿佛。④

      因“地方”也涉及税收和诉讼,仿佛代表了在地的“国家”(其实他们在官的面前往往代表着“民”,所谓“民间”,或近于今人常说的“社会”),在近年的研究中,渐多被视为基层社会的在地“菁英”,其地位有了本质性的提升。⑤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表明学术视角的转变,真可能导致“重写历史”。盖若参与“国家事务”者即为菁英,则“下九流”中的差人也可以是“菁英”,名列更前者自然都在“菁英”以上;于是所谓的传统中国(不论我们视之为“国家”、“帝国”、“文明”还是“社会”),便成为一个以“菁英”为主的“时空存在”,历史岂不需要全面“重写”!

      这里有一些文字的因素。在今日的学术言说中,上述说法更多是外来的,其中的“菁英”通常是外来词elite的翻译。但elite在西文中兼有权力(较大)和身份等级(较优)的意思,而在中文世界里,权力和身份(以及财富)往往是分解而疏离的(尤其在本文所讨论的基层社会,很多时候两者可能还是相反的或对立的)⑥,这就在理解上造成一定程度的困扰。大体上,遵沿西方社会科学思路观察中国近世社会者,困扰相对少一些;但若回到中文世界,特别是进入当事人的思想言说中,便可能疑虑重重,甚或格格不入。

      让事情更复杂的是,在县以下的基层社会(或“民间”),往往“官力”触及较少,而放任的程度较高(当然区域性差异也较大)。在地的各项组织机构和人事,大体处于一种虽必不可少却又不甚看重因而语焉不详的状态;仿佛“众所周知”,实则不知就里。⑦在那里参与“公共事务”的,既有不被看重的各类职役(在明代也曾有一度颇受尊重的“粮长”⑧),也有功名较低却又得到尊重因而可能“跋扈”的士绅。后者同各类在地事物一样,其实是个需要界定的含混称谓。⑨

      大致从南宋开始,针对大一统下广土众民现状的长程社会变迁,开启了以“礼下庶人”的方式构建下层民间社会的持续努力。⑩这一持续千年的尝试和努力,寓正德于厚生,侧重的是“地方”,强调的是“民间”,用今人的话说,体现了某种意识层面的“非官方”倾向。对于后之研究者,也提示了从“非国家”视角看历史的必要和可能。(11)

      关于“非国家”的视角,略需说明。一度流行于日本的“地域社会论”,常被批判为“缺乏国家论的视角”。但岸本美绪以为,这一取向的“着眼点或特征”,正在于它力求通过地域视角“去解体‘国家权力’”,即“不把国家作为一开始便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巨大实体来对待”。(12)本文所说的“非国家”没有这么积极,它无意“去国家”,更多带有超越的意味。毕竟,在没有出现中外对比的语境时,在日常生活中的一般人很少从“国家”的角度看待和思考自己的生活,亦即他们未必都有“我们正在‘国家’中生活”这类意识,而却很可能会有某些地方性的考虑。换言之,在常态生活中,“国家”可能较少进入常人的意识层面,但“地方”或地方性的思虑,却往往不经意间已隐存于人们的意识之中。

      关于从地方看历史,我并无多少今人看重的“创新”,而更多是延续一些既存的重要论述,作进一步的思考。这些既存论述主要有两类:一是偏重于“思想”脉络的,也是我主要借鉴的,即从蒙文通、余英时到王汎森的相关论述(13);一是所谓“基层社会”的具体研究(14),也包括不少涉及“地方转向”的英文论述(15)和二十多年来对福建、广东等“边缘地方”(16)的诸多研究(实际上,那些讨论“唐宋变革”者,也多少与此题目相关,都不能不参考)。

      本文的立意,是在既存研究的基础上做历时性的通论,以为研究“地方的近代史”做些铺垫。因还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需要深入论证,下面仅就大一统时代形成的“郡县空虚”现象,提出一些与地方相关的粗浅想法,并略及明代乡绅兴起后基层社会各种力量的在地互动,以及这些现象在近代的延续和演变。所述内容都还需要更细密的进一步论证,这里只是初步的看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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