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年间朝鲜平壤开港问题研究(1882-1894年)

作 者:

作者简介:
周国瑞(1980- ),男,山西临汾人,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外关系史,海洋史。山东 青岛 266580

原文出处:
历史教学

内容提要:

清光绪年间朝鲜平壤开港事件的发生,并不是清政府控制朝鲜和朝鲜反控制的外交意愿的体现。推动平壤开港的动力来自朝鲜政府雇佣的“洋顾问”,相反中朝两国对平壤开港设关反应冷淡。朝鲜国内财政危机,朝鲜对黄海、平安两道经济发展的认识以及清日在朝鲜的竞争等,这些因素交织杂糅,决定了朝鲜政府、清政府在平壤开港问题上持消极态度。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6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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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5)20-0046-11

      目前学术界往往将近代中朝关系置于“控制与反控制”的概念框架内进行研究。“控制与反控制”的概念框架,当然可以解释光绪八年(1882年)中朝变通封贡关系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朝封贡关系终结期间的两国政治外交交涉事件,可是忽略了两个因素,即近代中朝两国关系交汇所涉及的第三方国家因素及中朝关系变通以后的经济因素。如果考虑到上述两个因素的话,那么“控制与反控制”的概念框架就不一定能够很准确地解释近代中朝关系。

      以光绪八年至光绪二十年间(1882~1895年)的平壤开港问题为例,现有研究基本上认为是清朝控制与朝鲜反控制的一场外交斗争,譬如韩国学者权锡奉认为由于清廷干涉朝鲜自主开港,朝鲜内务协办李仙得(Charles W.Le Gendre)在1891年谋求平壤开港的行动遭到失败。①中国学者林明德认为,开港以后海关的人事权,是清朝和朝鲜两国政府在平壤开港问题上矛盾的焦点,即朝鲜要在海关问题上摆脱清廷的控制,实现自主。②我们知道,平壤开港问题的提出几乎与“朴定阳使美事件”同时展开,即使到了清、朝两国政府围绕“朴定阳使美事件”交涉的余波之际,③朝鲜仍然就平壤开港问题继续与清廷周旋。受这种背景的影响,研究者极其容易将平壤开港问题与朝鲜追求自主和摆脱清廷控制的愿望联系起来。但是开港设关同向国外派遣使节相比,更多的是一个经济问题而非外交政治问题。平壤开港与否是当时处于财政危机之下的朝鲜政府,必须慎重考虑的一个问题。再者,朝鲜追求自主和摆脱清政府控制的愿望并不一定在具体问题的决策或实践上,同清廷相悖。④所以,单纯从朝鲜追求自主和摆脱清廷控制的角度来阐述平壤未能开港的原委,就不能全面真实地说明清、朝两国政府在平壤开港问题上的态度。

      那么究竟清政府和朝鲜政府在平壤开港问题上的真实态度是什么?究竟是什么力量在驱动平壤开港?又是什么原因致使平壤开港最终不能实现?本文试图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对这些问题做进一步探索,以期更好地认识这一时段中朝关系的复杂性。

      一、德尼、墨贤理策划平壤开港与清朝和朝鲜两国政府的反应

      1876年朝日《江华条约》签订之后,朝鲜相继开放釜山(1876年)、元山(1880年)为对日贸易通商口岸。1882年,朝鲜在与美、德、英等国家签订友好通商关系条约及与清政府签订《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以后,又增开仁川(1883年)为对外通商口岸。这三处通商口岸中,元山、釜山靠近日本,并且日商在这两处经营多年,盘根错节,实力雄厚。仁川与中国山东半岛相对,且日商力量相对薄弱,设置其为通商口岸是为了促进华商在朝鲜的发展。

      为推动朝鲜西北部地区与中国奉天、吉林地区的商贸活动,继《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后,清、朝两国政府陆续签订了《奉天与朝鲜边民交易章程》(1883年)、《吉林与朝鲜商民随时贸易地方章程》(1883年)。但从地理位置上来讲,朝鲜只设立釜山、元山、仁川三处为通商口岸是不均衡的,因为朝鲜西北部与中国海陆相毗连,相比于海洋贸易,陆地贸易存在诸多不足,如货物运输费用偏高、货物运送安全系数较低等。中国吉林、奉天与朝鲜接壤地区,山高水险,土匪出没无常,加上元山、釜山等处日本商人对朝贸易繁荣等因素的影响,朝鲜西北部与中国接壤的陆地贸易日趋萧条。⑤

      在朝鲜西北部与中国陆地贸易趋于萧条之时,海上走私贸易却日渐繁荣。早在1882年《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签订以前,中国山东、奉天一带华人就已经秘密往来于中朝之间,进行海上走私贸易,并且活动十分频繁。位于山东半岛的俚岛和石岛,就是中国商船秘密发往朝鲜的港口基地。当时的经营模式是:中国商人用帆船在石岛装载货物,然后运往朝鲜沿海小岛,再转运到朝鲜其他地方。⑥中国商人依据《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可以向仁川、元山、釜山三个通商口岸运送货物进行贸易。但是,朝鲜西北部地区并没有设立通商日岸,这使得外国商品需经三处通商口岸,而后运送到朝鲜西北部地区,朝鲜西北部地区的土产品也需要运到通商口岸然后出口销售。⑦这无形之中增加了商品的价格,不符合市场资源有效配置的基本规律。如果将商品直接运往朝鲜西北部地区,既能节省时间,又能免交关税,这其中蕴含着巨大的商业收益。受利益的驱使,山东、奉天一带的华人,利用《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允许中国渔民可以到朝鲜平安、黄海两道沿海海滨捕鱼的规定,以渔船为掩护,从事走私贸易,并且逐步规模化。⑧到了后来,这种走私贸易活动甚至有北洋舰队的直接参与,据说,当时谣传华人的走私贸易是受到袁世凯默认和唆使的。⑨由此可见,华人的走私贸易盛极一时,而平壤则成为走私货物的集散地,“事实无异于普通开港场”。⑩

      走私贸易盛行的后果是影响海关收入。如果华人走私确实已成规模,以及袁世凯默认和唆使华人走私的谣言属实,那么朝鲜海关必然会有所反应。1887年1月10日,时任朝鲜海关总税务司的墨贤理(Merrill,Herry Ferdinand)致函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

      开放朝鲜北部的平壤作通商口岸事正在认真考虑中,目前平壤沿海一带与中国北方的违法贸易很盛,如加禁止对于税收毫无好处,不如开放口岸将违法贸易纳入正轨。……我业已向外署督办提出条陈,并准备明春亲自乘这船去平壤,调查当地资源,并选定开埠地点。(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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