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2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66(2015)12-0067-09 食品的特殊性和食品供应链从“农田到餐桌”的复杂性，决定了食品供应链安全最重要和最核心的表现是食品安全。近年来，尽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加强了对食品安全的监管，消费者的安全消费意识也日益增强，但食品安全事件仍频频发生，食品供应链安全风险愈演愈烈，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食品供应链安全风险是因食品的外观和内在品质存在危害因素而引起的危及整个供应链正常运作的风险因素，强调整个食品供应链中的食品安全，涉及食品供应链各环节，隐含食品安全风险在供应链上的传导和叠加，关系到各种内外部因素与整个食品供应链中食品安全的关系。[1]探求食品供应链安全风险形成的微观机理进而提出相应对策，已经成为学术界与实业界的重要课题。 食品安全是食品供应链企业对社会和消费者的道德承诺。然而，随着自给自足的田园牧歌时代的渐行渐远和以大规模标准化生产为特征的食品工业化时代的到来，食品供应链已经变得非常复杂。以肉类、乳品为代表的众多食品行业横跨农业、工业和流通业，大豆、玉米等食品加工业更是关系到国际贸易、农产品期货甚至国际政治。在食品供应链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风险就会沿着供应链传导和扩散，造成更大范围的风险，乃至演变成食品安全事件，不仅危及消费者健康，甚至带来社会公共卫生问题。由于食品供应链的终端消费者处于信息劣势，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件，消费者无法辨别事件真相，会对整个行业产生不信任感。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公布的《2012年食品安全信心指数研究报告》显示，在保障食品安全的责任问题上，84.8%的消费者认为食品企业责任最大，80.8%的消费者认为政府部门责任最大，行业协会、媒体、消费者也被认为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比重较小，分别为17.7%、10.9%和5.2%。[2]可见，我国食品供应链安全风险的责任主要在于企业和政府。 鉴于食品安全的重要性和食品供应链安全风险的复杂性，学术界和政府监管部门针对食品供应链安全风险产生的主要环节、影响因素和预防控制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研究表明，食品供应链安全风险主要产生在食品加工环节、种植养殖环节和加工准备环节。[3]食品生产企业的风险来源可分为企业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其中外部因素涉及采购、流通等重要供应链环节。[4]此外，供应链结构特征方面的因素，如合作与纵向一体化程度、复杂程度和契约模式等[5-9]以及法律法规、行业监管和自律、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等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制度因素[10-12]也是重要的食品供应链安全风险因素。食品供应链安全风险的有效防范应通过建立由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协同治理的防控机制才能实现。[13] 已有文献大多是根据食品供应链结构，从制度、管理、技术等层面对食品供应链安全风险进行因素分析和对策研究，而结合心理学、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以及从行为视角研究食品供应链安全风险形成机理的文献还很少见。赫斯考尔(Hirschauer)等[14]运用经济学中的行为分析理论和方法分析了食品供应链中的违规行为，认为目标多重和机会主义行为是食品生产者故意违反食品安全规则的行为动机。刘永胜等[15]利用行为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食品供应链安全风险形成的微观机理进行了规范性分析。从实际情况看，我国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多因人为因素所致，而非技术层面的因素。因此，有必要研究食品供应链企业员工的安全风险认知与食品供应链安全风险形成之间的关系，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食品供应链安全风险的防控措施。这对于各利益相关主体加强食品供应链安全风险管理、提升整体食品供应链安全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尽管导致食品供应链安全风险的因素很多，但同样的风险因素作用于不同的个体和组织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行为与后果，个体认知上的差异和所处制度环境的差异是造成这种不一致的主要原因。根据行为学的研究，经济个体在决策过程中受认知、态度、情绪等心理因素和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往往表现出有限理性，而非完全理性。食品供应链安全风险的形成是一个复杂过程，既与企业员工个体的风险认知有关，也受企业内外部制度因素的影响。因此，很有必要通过实证研究个体认知、环境因素、风险行为和行为结果之间的关系与作用机理，探究食品供应链安全风险形成的微观机理，进而研究制定相应的防控措施。 本文以食品供应链核心企业——食品加工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利用调查问卷数据，根据计划行为理论的分析框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研究食品供应链企业员工风险认知、食品供应链环境与食品供应链企业风险行为、风险后果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机制。考虑到高管作为实际控制人对企业重大决策的影响有别于普通员工，本文将食品供应链企业员工风险认知分为高管和普通员工风险认知两个方面，并对二者的关系进行分析，以便更全面和更深入地分析食品供应链企业员工风险认知对食品供应链安全风险行为与后果的作用机理。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计划行为理论 阿杰恩(Ajzen)[16]在理性行为理论[17]的基础上，提出了计划行为理论。理性行为理论认为，态度和主观规范决定了人的行为意向，由行为意向可以合理推断人的行为。该理论不考虑外界因素的影响，假设“个人所采取的行为完全由个人的意志力控制”。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个人行为很难不受外界影响和资源限制，计划行为理论弥补了这一缺陷，在态度、主观规范的基础上加入感知行为控制因素。感知行为控制是个人对实施某一行为容易或困难的感知程度，由控制信念和感知的便利条件共同决定。控制信念来源于个人对所采取的行为受资源、机会或障碍影响程度的主观判断。理性行为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都假定人是理性的，但是计划行为理论在考虑风险态度、主观规范等个体心理层面因素的基础上，还考虑了个体所处情境和环境对其行为的影响。一般而言，态度和主观规范越正向且感知行为控制越强时，行为意向越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