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VaR的供应链契约及其实验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简惠云(1971-),女,湖南桃源人,中南大学商学院博士,讲师,Email:jianhuiyun@163.com,长沙 410083;许民利,中南大学商学院,长沙 410083

原文出处:
管理科学学报

内容提要:

越来越多的文献把风险偏好纳入供应链契约模型,而实验研究依然侧重于检验风险中性假设下的契约理论,鲜有风险偏好下的契约理论模型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为给具有不同风险偏好的零售商提供合适的风险决策支持工具,以批发价契约与收益共享契约为例,借用广泛使用的金融风险控制工具——CVaR,建立了零售商的最优订购决策模型,然后通过实验对模型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基于CVaR模型构建的回归方程能很好地拟合实验数据,零售商具有显著的风险规避或风险寻求特征,同时CVaR决策支持工具能显著减小订购量的决策偏差,并有助于减小订购量的波动程度,从而证实了模型的实际应用价值。


期刊代号:F14
分类名称:物流管理
复印期号:2016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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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订日期:2014-09-01

      中图分类号:F224;F2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807(2015)10-0056-13

      0 引言

      在供应链等运作管理(OM)研究中,大多数模型以人的风险中性假设为前提,然而近年来,运作管理领域的学者们开始意识到,依靠这些模型和理论会导致系统性决策偏差[1-3]。理论和实践的差距促使“行为运作管理”(Behavioral Operations Management,BOM)研究的兴起,并日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BOM理论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具有个体认知偏差以及行为偏好[4,5]。行为运作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调查系统偏差对运作性能造成的影响,并探究减小这些偏差的应对措施[5,6]。本文拟以供应链契约为研究对象,分析零售商具有风险偏好(risk preference)时的决策问题,并通过实验检验理论模型的有效性以及风险控制工具在减小系统决策偏差中的作用。

      目前,考虑决策者风险偏好的供应链契约文献也逐渐增多。Gan等[7]针对供应商风险中性、零售商风险规避(risk-averse)的供应链,设计了一个满足零售商下行风险约束的协调契约,并用风险价值(Value at Risk,VaR)度量下行风险。Chiu等[8]考虑了零售商的风险规避行为,利用均值—方差(Mean-Variance,MV)方法设计了柔性增量返利契约来协调供应链。Choi等[9]也在MV框架下分析了基于回购契约的供应链协调和风险控制问题。姚忠[10]研究了零售商具有下行风险约束时的退货合同,分析了退货策略对单周期供应链的协调性。在风险管理工具中,条件风险值(Conditional Value at Risk,CVaR)较VaR及MV等风险度量方法更能体现潜在风险,兼有良好的计算特性,因此它在风险测度中也广受关注和使用。叶飞等[11]用CVaR度量农户的风险收益,研究订单型农业供应链的协调机制。林强等[12]利用CVaR工具建立了基于收益共享契约的供应链决策模型,分析了供应链成员的风险规避程度对销售价格及收益共享份额等的影响。Hsieh和Lu[13]针对零售商具有竞争关系的供应链,研究了零售商的风险规避程度对制造商退货策略的影响。高文军等[14]针对风险规避型零售商与制造商组成的两阶闭环供应链,建立了收益共享、费用共担契约下的CVaR模型,揭示了风险规避水平对供应链协调的影响。于辉等[15]用CVaR刻画供应链在突发事件下的应急目标,分析了供应链合作伙伴在一定风险水平下的最优援助决策。Wu等[16]研究了风险规避的制造商与其上游供应商之间的期权契约,利用CVaR工具分析了制造商的最优采购决策。Ma等[17]以批发价契约为例,用CVaR度量风险,研究了具有风险规避零售商的供应链合作博弈。

      上述文献中建立的供应链契约模型大都假定决策者风险规避。实际上,风险偏好除了风险中性和风险规避外,还有风险寻求(risk-taking)。Jammernegg和Kischka[18]综合考虑了报童问题中决策者的风险规避和风险寻求行为,在目标函数中对低于和高于分位数的平均收益分别赋予不同的权重,通过权重因子来刻画人的风险偏好特征。邱若臻等[19]也建立了包含风险规避和风险寻求特征的集成目标函数,并用在供应链回购契约的决策分析中。文献[18,19]并没有单独分析风险规避或风险寻求时的条件风险值,且构建的目标函数中含有风险水平和权重因子两个参数,决策的复杂性增加。于春云等[20]以回购契约为例,研究了具有风险寻求特性的供应链优化与协调问题。

      以上文献都只是从理论上建模分析,决策者行为是否与模型相符并没有得到证实。行为运作管理则强调从行为的角度研究OM问题,而实验是行为研究的一个重要工具。OM理论可以通过精心设计的实验得到进一步测试、精炼和加强[5]。供应链契约领域的实验研究起源于“报童问题”,Schweitzer和Cachon[2]在他们一个堪称经典的“报童问题”实验研究中发现,参与者的订购量与最优订购量存在系统性的决策偏差,订购量存在“拉向中心”(pull to center)效应。随后,Benzion等[21]、Bostian等[22]、Bolton等[23]和Feng等[24]学者从不同的分析角度相继开展了报童问题的实验研究,他们的实验结果也都出现了强弱不等的“拉向中心”效应。Katok和Wu[25]则把决策情境扩展到供应链契约中,对实验结果与风险中性下的最优值进行了比较,并检验了零售商和供应商在不同契约机制下的决策差异。Wu[26]在文献[25]的基础上,对实验进行了改进,契约参与方均由人扮演,研究了公平偏好对双方决策行为的影响。Wu的实验设计中排除了风险偏好引起的决策偏差问题。Elahi等[6]以回购契约与收益共享契约为例,设计与实施了不同的实验方案,研究减小零售商决策偏差、提高供应链绩效的方法。

      从现有研究来看,实验主要用来检验风险中性下的契约理论,并和认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结合,探究决策行为偏离理论最优值的原因,如启发式、损失规避、锚定和缺货厌恶等。这些实验研究中,还未见从风险偏好角度对决策行为进行量化分析的文献。

      与已有文献研究不同,本文考虑决策者具有风险规避或者风险寻求两种情形,借助CVaR工具,分别建立零售商具有风险规避或者风险寻求行为的供应链契约模型,并以此为理论基础,设计与实施实验,通过统计分析证实零售商风险规避或风险寻求特征的显著性以及CVaR风险控制工具在供应链契约决策环境下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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