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自2001年王春光提出“新生代农民工”概念以来，学术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相关研究日益增多。在转型期的当下，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中国社会一个新的阶层，其走向直接影响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2010年颁布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截至2013年，中国新生代农民工有12528万人，占农民工总数的70％以上。根据2010年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情况研究课题组发布的研究报告，新生代农民工特指1980年之后出生的、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 社会认同一直是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重点，其具体涵盖面很广。曼纽尔·卡斯特认为社会认同是在文化特质或相关的整套的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建构意义的过程，是个体认识到自己属于特定社会群体并实现自我归类的过程，是对周围群体和环境的态度[1]。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乡双重外推力的作用下，身心游离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没有真正的归属感和安全感，越来越被“双重边缘化”[2]。城市难进、乡村难回的状况逐渐让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和自我认同上很容易出现“认同的模糊化”等困境，群体社会认同的丧失使他们对城市和乡村都会产生一种抵触和隔阂，从而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不利于社会和谐[3]。总之，当下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认同上处于一种“双重性”的中间状态，处于制度结构层面和个人行动实践的双重制约中，是城市化进程中一个复杂的过渡阶段[4]。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之下，很多学者把乡土认同作为研究社会认同的一个重要维度，反映该群体对乡村生产、生活及文化的认可状况，并从土地关系、生活方式、人际关系和思想方式等不同角度对乡土认同进行了分解和阐释。一方面，学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乡土认同在城市化的浪潮下不断消退，乡土的适应力和情感性在不断减弱[5]；另一方面，乡土变迁和城市危机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理性”的抉择下，对乡土认同有所保留，出现逆城市化流动的新动态[6]。 从以上研究中可以看出，在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和乡土认同正在转型和过渡中进行适应性调整，城市与乡村发展的差距成为激励他们背井离乡在外漂泊奋斗的根本动力。从目前学术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及乡土认同状况的研究可以看出，对该群体的城市化追求估计过高，很少重视乡村本身的动态发展和改善情况，需要对农民工的乡土认同重新评估；对新生代农民工“经济理性”人的定位过于笼统，接受传统习俗文化的新时代农民工对于乡村“反哺”或“回馈”的实践逻辑和建构机制需要重新审视。 本研究选取江西省赣南B乡作为调查点，全乡总面积76.4平方公里，辖13个行政村、90个村民小组，4314户，总人口17334人。该地区为典型的客家聚集地，全乡保存了较为完整的宗族组织和民俗传统，也是当下华南宗族型村落的一个缩影。城镇化进程中的B乡也经历着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及生活结构的变化。B乡外出务工青年占全部外出务工人员的75.2％。本研究尝试采用个案研究和深度访谈法，访谈对象包括15名新生代农民工、6名农民工所在家庭的成员、3名乡政府官员和若干村民。 二、赣南B乡“反哺”现象及实践逻辑 当前我国正处于结构化转型期，自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以来，“三农”问题成为我国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处于赣南地区的B乡的家庭结构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①的劳动再生产模式，农户经济收入大部分来自于打工所得，由于毗邻珠三角经济发达地区，全乡大部分青年人都南下务工，留下老人和孩子，形成了典型的“空心村”。乡村“反哺”是指在外务工村民对家乡或家庭的帮助和支持，是一种资源的逆城市化输入。研究发现，赣南B乡虽有大量人员外出到珠三角地区务工，但并没有出现很多乡村所经历的整体性衰败，反而依靠这股力量促进了乡村建设。 (一)“反哺”现象 1.经济反哺网络 赣南B乡自然环境复杂、交通不便、公共基础设施的配给不足一直是制约当地发展的瓶颈。2006年以来，在全市“三清三改”②的活动中，B乡都有新增的惠民项目和工程，乡村基础设施有了明显的改观。从政务权责方面考虑，基础性公共物品的提供本应是当地政府的职责和义务，但B乡出现的普遍情况是，村民通过成立相关理事会共建共享村级公共产品。由于理事会在资金和管理方面的到位，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在质和量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从全乡公路、桥梁和学校三大项目的实施中都能看到当地理事会的影响，而这些资金大多来自村民的捐赠。白鹭村“塘坑仔公路”项目全乡捐款六万余元，还有34户捐献了自家田、土、山；龙头村小学改造项目个人捐款总计三万余元。捐助人员主要是当地留守村民、外出务工人员和私企老板。由于该乡第一代农民工的“叶落归根”，外出务工青年很乐意资助基础性设施建设，通过各项目理事会直接资助，只要是与乡村基础设施有关的项目，基本都有该群体的资助。 2.宗族反哺网络 赣南B乡是客家宗族村落，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全乡90％都是钟姓族人，宗族组织保存完整且影响较大。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当地土生土长的后辈，成长期受到宗族的影响，对本族有着浓厚的情感，后由于外出务工，对宗族的崇敬和尊重集中表现在对家乡族人的关照和对祠堂的资助上。一方面，很多老乡都聚集在一个工厂打工，据调查，年龄稍大的务工者会在返乡过节期间集中带出部分青年族人，以解族人、亲属就业之难；另一方面，在B乡宗族祠堂的修缮上，很多新生代农民工捐钱、出力，对本族的公共事业发展甚为关心。例如，近些年所建的南迁钟氏总祠和“王太夫人”③祠堂，以及古村“复兴堂”和“洪玉堂”的修葺等都是在钟氏族长的积极倡导下，由各甲堂的族人合力出资的，2008年客家桥的修建更是宗族反哺的典型。由表1可以看出，在客家桥的捐款项目中，不仅上五辈慷慨解囊，处于下五辈的“显”“功”“瑞”“小”“祥”等钟氏族人也都捐款积极，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外出务工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