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方式与城市新移民的健康水平

作 者:

作者简介:
刘一伟,杜妍冬,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刘一伟,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保障; 杜妍冬,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保障。

原文出处:
当代青年研究

内容提要:

中国逐步建立了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城市新移民已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主要构成,研究其健康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中国七个大城市新移民调查发现,蓝、白领职工自评健康与体态健康在行为、状态、认知三个维度上产生影响,生活方式对蓝、白领职工自评健康的影响方式不同,而对蓝、白领职工体态健康的影响方式则具有更多的共性,从而导致了蓝、白领职工在自评健康与体态健康两项指标上存在反差。


期刊代号:D421
分类名称:青少年导刊
复印期号:2016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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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91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6~1789(2015)05~0064~08

       一、引言

       健康是一个人人关注的话题,在学术研究中,健康不仅是医学研究的领域,也是社会学探讨的课题。在社会学的研究中,学者关注的重点是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体健康状况的影响。普遍的观点认为,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在健康指标上存在较大的差距,且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者,其健康水平越高。[1]近年来,农民工的健康问题备受学界的关注,有观点认为,农民工的健康状况令人担忧,甚至在进城后农民工的健康状况出现了恶化。[2]在我国广大劳动者中,城市白领阶层相对于蓝领阶层有更多的资本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因此,不难推测蓝领阶层的健康状况要比白领阶层差。

       然而在课题组的调查中,笔者发现,不同经济地位的被调查者对自身健康的评价与其身体健康情况时有偏离。农民工自评健康状况良好的有76.6%,城市白领自评身体健康状况良好的有74.8%;而在身体健康方面,13.57%的农民工患有慢性疾病或职业病,9.06%的城市白领患有慢性疾病或职业病。可见在身体健康方面,城市白领要优于农民工,然而,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是农民工的自评健康状况却要优于白领。上述调查数据基本证实了白领阶层的身体健康水平优于蓝领阶层,但是,在自评健康方面却出现了相反的结果。如何解释这种主客观相背离的现象?为何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农民工,其自评却优于城市白领?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两者在自评健康与身体健康方面的差异?这些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诚然,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健康水平的重要因素,生活方式则在两者间扮演着中间角色,农民工与城市白领在主客观健康状况上的反差或许正是受两者不同生活方式的影响。王甫勤利用“社会综合调查”数据,阐释了生活方式在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水平之间的中间效用,并以此解释了健康不平等的形成过程。[3]随后,黄洁萍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构建的结构方程模型亦表明了生活方式存在的中间效用,不同的是该研究将健康状况拓展为自评健康与体态健康。[4]以上学者的研究为本项研究提供了思路,但其缺陷在于,对生活方式的测量局限于是否吸烟、喝酒等行为变量,忽视了生活方式在静态的居住及在观念、认知方面的表现,本文对生活方式进行了拓展,分析生活方式对蓝、白领阶层健康状况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

       生活方式与人口健康有着直接的关系,是影响人口健康的首要因素,其对人口健康的影响明显高于社会文化和经济环境等其他因素。有研究发现,生活方式与行为和大部分疾病的发生显著相关,其次才是环境、生物等因素。[5]具体来说,在社会化过程中,个体形成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选择,进而形成了健康生活方式的行动倾向,并影响其身体健康。[6]在生活方式中,饮食和体育活动对健康的影响大于其他因素的影响,不健康的饮食方式,更少的体育活动,对健康的损害更为严重。[7]王甫勤认为,越是经常发生健康行为的人(即健康生活方式,这里指有助于产生或维持良好健康状况的行为,如运动健身等),其健康状况越好;相反,不经常发生健康行为或经常发生健康损害行为的人(如吸烟、饮酒等),其健康状况相对经常发生健康行为的人要差。[8]苑会娜的研究发现,饮食投入与营养状况呈现正相关性,良好的饮食习惯有益于健康,得出相似结论的还有Condliffe等。[9]Strand、Van、Stringhini等论证生活方式与死亡率的关系,结果却显示饮酒、饮食对于死亡率的影响是显著的,[10]但是吸烟的影响最大,尤其是在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异更为明显,城市外来人口吸烟行为对患病死亡的影响更为显著。[11]然而有学者指出,虽然吸烟、饮酒和体育锻炼对自评健康的影响大于对体态健康的影响,教育与职业才是影响生活方式和健康最重要的因素。[12]

       众所周知,生活方式不单单指是否吸烟、喝酒等行为变量,还包括静态的居住方式、生活抗压能力等诸多方面。许多研究结果都证实了住房条件与健康和疾病(包括传染病、慢性病、营养不良、心理疾病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如Ward等的研究揭示了社会和心理致病因素与建筑环境、住房类型等密切相关。住房的生物、化学、物理等方面的特征会直接影响个体健康状况,导致人们患有传染病、慢性病、营养不良、心理疾病等,[13]也可能通过社会心理机制间接地影响健康。除了客观的住房特征,一些主观变量如对住房的自豪感和满意度,室内空气质量评价等也被证实与自评健康状况有关。[14]但是,由于农民工受到户籍制度和生存状况的限制,享受不到一般城市居民的住房福利(住房补贴、购房贷款、基本住房设施等)以及“不能够”改善住房条件,他们正在不断充实着城市“住房弱势群体”的队伍。[15]因此一些农民工更多地聚集和居住在拥挤、脏、乱、差等环境较差的社区和建筑,很多缺乏必要的卫生、安全等设施,有的连基本的通风、透光条件都没有,加之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所从事工作的劳动强度大,卫生意识淡薄,这些不仅影响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健康,而且对城市居民的传染病暴发和流行病预防等方面存在潜在的危险。[16]有学者从社会认知的角度出发,研究发现,当新移民(包括城市白领和农民工)无法有效应对压力时,就会产生失眠、焦虑、抑郁甚至失去信心的现象,如社会网络、就业和生活环境等方面的不满会使新移民感到失落并导致心理抑郁问题的发生;在压力情境下,那些拥有来自伴侣、朋友或家庭成员较高心理或物质支持的人比拥有较少支持的人身心更为健康。

       上述研究表明,生活方式与农民工健康的关系已经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然而生活方式与健康之间关系的实质尚未得到很好的揭示,更远未达成普遍共识。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农民工还是白领,他们的命运都值得关注,与农民工健康状况的研究相比,针对生活方式与白领职工健康关系的独立研究较为匮乏,更缺乏两群体的比较研究。相对于数量庞大的蓝领工人而言,白领职员的生活状况也令人担忧,从当前白领新移民的成长现状来看,表面光鲜的背后是日益繁重的压力、焦虑与愤懑,而饮食不规律、熬夜加班等已成为白领的“家常便饭”,不少白领身不由己地沦为“白奴”,也使得这一群体面临严重的健康问题。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南开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中山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兰州大学联合课题组2013年“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对策研究”调查。该调查问卷根据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覆盖了我国东、中、西部的具代表性省市,主要包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哈尔滨、成都、兰州等7省市。本次调查对象是有正式工作的外来就业人口,这些人构成了当代中国国内移民的主体,主要包括农民工和受过大学教育的白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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