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以降，随着中外交往的日益增加，越来越多的德国人旅居中国。他们的身份和职业不同，来华游历的动机、在华居留时间的长短不一，所从事的活动、所接触的中国人也多种多样，但都与中国社会有所接触和感知，不少人还写作了大量纪实报道。这些纪实报道虽然大都以描写个人生活和经历为主，但也有不少记录当时中外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状况和风土人情的内容，对于研究近代中国历史和中外关系史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为了使中国学者对这一类史料有更好的了解，本文对已收集到的50余部纪实报道进行分类，并加以简要介绍。 日记是著者对个人和个人所能体验、了解的周围世界的日常生活和活动的记录。因为日记具有较大程度的私人性、隐秘性，所以相对而言它所反映的情况往往是比较可信的。 首先是约翰内斯·克莱赫尔(Johannes Kreyher)写作的日记。①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英国用武力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为了进一步扩大对华贸易，夺取更多的特权，英法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战火直逼清政府的首都。普鲁士意欲趁火打劫，加入在东亚享有特权的国家行列，遂于1859年派遣了一个由4艘军舰运载的庞大外交使团到东亚，与中国、日本、暹罗谈判建立外交关系和缔结条约事宜。除了缔结条约，他们还负有考察商业贸易和占领殖民地的可能性的使命。外交使团团长由艾林波伯爵(Friedrich Albrecht Graf zu Eulenburg，1815-1881)担任，其成员有外交使节、海军军官、商人、教士和科学家等。约翰内斯·克莱赫尔是“阿尔科纳号”巡洋舰上的牧师，他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普鲁士外交使团东亚之旅全部过程，也对沿途所经过的海洋、岛屿、国家及其居民的情况作了详细描述。作为基督教神职人员，他特别对东亚各国的宗教状况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描写，并且从基督教的立场出发论述了东亚传教的必要性。相对而言，他对外交谈判却没有多少了解和记录。 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的旅华日记②是另一部重要的纪实报道。李希霍芬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地理学家，他在1868-1872年间先后7次到中国进行科学考察，足迹遍布13个行省，收集了大量关于中国地理、地质、矿产资源、经济政治关系和风土人情的第一手资料。他坚持每天写日记，详细记录每日的行程、考察项目、考察结果以及旅行中的观感。今天，这些日记已成为历史文献，对于研究李希霍芬的生平事迹、近代西方人在中国的活动、近代中国的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状况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李希霍芬本人并没有考虑将这些日记公诸于众。整理出版工作是在李希霍芬遗孀的帮助下，由他的学生恩斯特·提森(Ernst Tiessen，1871-1949)完成的。 在提森之后，德国学者克劳斯-迪特里希·彼得森(Klaus-Dietrich Petersen，1937- )再次对李希霍芬的旅华日记进行编辑整理，出版了《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1868-1872年在中国的考察旅行——对中华帝国的首次研究》③一书。该书剔除了李希霍芬日记中原有的记录中国地理和地质情况的专业内容，突出了李希霍芬考察旅行的经过和他本人的观感，为普通读者的阅读提供了一些方便。 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著名的汉学家。他1888年来华担任使馆实习翻译，1890年以后到设立在中国通商口岸的多处德国领事馆担任翻译和领事。1895-1896年任德国驻北京公使馆代理翻译。1901-1907年专任中国驻柏林使馆参赞。1907-1922年任汉堡大学汉文教授，后转任柏林大学汉文教授。在中国期间，福兰阁经常利用休假时间游历中国大江南北甚或周边国家。他写了大量旅行日记，比较详细地记录了他在各地的亲身经历和观感。福兰阁的儿子傅吾康(Wolfgang Franke，1912-2007)和孙女傅复生(Renata Fu-Sheng Franke)将这些日记编辑成册，于2009年出版了《“异国啊，请预告我吧”——东亚旅行日记和照片(1888-1901年)》④一书，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份重要文献。 伊丽莎白·冯·海靖(Elisabeth von Heyking，1861-1925)是德国外交官海靖(Edmund Friedrich Gustav von Heyking，1850-1915)的妻子，自1885年开始跟随其丈夫到德国驻外使领馆生活，先后在美国、智利、印度、埃及、中国、墨西哥和南斯拉夫等国待过，写下了25本日记。这些日记在作者去世后，由格蕾特·利茨曼(Grete Litzmann，1875-？)编辑出版，号称《写于世界四方的日记(1886-1904年)》⑤。全书分为六部分，分别是智利篇、印度篇、埃及篇、中国篇、墨西哥篇和欧洲篇。中国篇记录了1896-1899年海靖任驻华公使期间中德两国的一些重大交涉，如德国强占胶州湾、《胶澳租借条约》的签订和海因里希亲王(Albert Wilhelm Heinrich，1862-1929)访华等，对于研究这一时段的中德关系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1900年中国爆发了震惊国际社会的义和团起义。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美国、日本和奥匈帝国纠集八国联军，远征中国。德国海军军官史利普尔(Schlieper)在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起义的侵华战争期间，参加过英国西摩(Edward Hobart Seymour，1840-1929)将军指挥增援北京的军事行动，并以日记的形式作了记录。战后史利普尔把这些日记整理出版，题为《我在中国的战争经历——西摩联军的远征》⑥。作者公开声明，他所记录的不是西摩联军远征的全部过程，而仅仅是他“亲自经历的事件”和“个人的印象”，他试图借此使人们对“我们的军旅生活和活动”有所了解，也想为其战友提供一种“对共同度过的艰难时光”的回忆。这个公开声明恰恰说明了史利普尔日记的价值所在，它虽然不是对整个事件的全面记述，但是参战士兵思想和行动的生动写照，通过它，我们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考察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此外，书中附有大量插图，这些插图并不是作者提供的，而是出版社为了吸引读者而炮制的。它们不是历史事件的真实写照，但却是当时西方出版界思想倾向的真实流露。分析研究这些插图也有助于揭示西方社会的对华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