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它包含的子题很多：“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如何达到“未来”？是谁的“未来”？是谁决定“未来”应该怎样？是谁决定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达到“未来”？在“现在”“过去”“未来”三际之中，“未来”的分量如何？它只是“过去”“现在”“未来”这“三际”中共通的一际，还是压倒性的、唯一最重要的时间？另外，“未来”究竟是邈远难知，因而可以置而不论，还是能知的甚至是“已知”的？以上问题不只牵涉到现实、政治、人生，也牵涉到学术等许多方面。 既然“未来”是个包罗广大的问题，本文不能不对讨论的范围有所限制。我想要谈的不是近代中国对“未来”想象之内容，而是从1900年至1930年左右，短短二三十年间，新派人物的时间意识及其连带的对未来世界的想象与计划呈现巨大变化，“未来”成为一个无以名之的巨大力量。我尽量将讨论局限在三种与“未来”有关的议题。第一，“未来”如何浮现成为一个极重要的观念，“未来”如何成为正面的、乐观的想象，以及“未来”的内容如何成为无限开放，而且成为随不同个人或团体拟议的对象。因为“未来”意识的不断膨胀，使得人们自古以来习以为常的“过去”“现在”“未来”三种时间概念的分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第二，探讨一种特殊的时间意识及其对未来世界的想象与规划是如何产生的？这种时间意识与想象隐然认为“未来”为可知的甚至是已知的②，“过去”反而是未定的或未知的，并从未来完成式出发去思考生活或思考历史。第三，两者互相加乘，对近代中国许多层面尤其是日常的生活与抉择产生了重大而无所不在的影响。 这是一个“过去”与“未来”的分量急遽调整的时代。至少在有意识的层面中，“过去”的分量变得愈来愈无足轻重，而“未来”愈来愈占有极大分量，使得这个时代的思考、决定、行动的方式也莫不染上这个色彩。 近代思想中的“未来” “未来”这个观念在中国古代虽不罕见，但传统概念中最常使用的词汇是“来者”，有时候则用“将来”。“来者”“将来”与“未来”的意思并不相同，它们意味着三种不同距离的“未来”。“来者”是近而可见的，“将来”是将会来者或将要来者，“未来”则指离得更远、更不确定的未来。 传统概念中“未来”与“现在”的距离很远，有时候甚至带有预测性，如“预度未来”“卜占可以知未来”；有时与图谶有关，如说“图谶能知能观未来”；有时是宗教性的，如佛教“三际”中的“未来际”，禅宗的“如何识未来生未来世”，指的是下一世的事情，或者说“未来佛”，指的是下一个阶段，不知多少年以后的佛。从台湾“中研院”的汉籍文献数据库中可以看出，“将来”远多于“未来”③，而且不像我们今天常三句话不离“未来”。 引发我觉得要好好思考“未来”这个问题的缘由，是因为晚清、民国以来，好像伟大的人物都在推销或买卖对“未来”的想象。台北“国立”政治大学有个网站的名称是“未来事件交易所”④，我一直对他们做的工作感到好奇——没有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可以交易？这不就是晚清以来伟大人物在推销或买卖的概念吗？在传统概念中，未来才会存在的东西似乎不大可能有交易价值。随便翻翻古往今来的史书，都绝对不会像现代人那样处理“未来”，即便谈到未来，也是想回到“黄金古代”的想法。但晚清以来的“未来”很不一样，而且愈不一样越好，愈不一样愈吸引人。像康有为《大同书》里讲的“未来”，是所有星球都可以按电钮投票，所有星球可以选一个共同执行委员会之类的想象——这个“未来”离古书太远、太远了。由于过去的历史与现代的世界相似性太少，所以许多人宣称历史不再有教训，过去是通过“历史”寻找合法性，现在往往是通过“未来”获得合法性。康有为的《大同书》也许比较极端，但近代许许多多的概念和想象都带有沉厚的“未来”性，在现实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令人不禁要问，在过去百年，究竟是什么促成了新的“未来”观如此畅行？ 描述过近代中国的新未来观后，在此想简单地先回顾一下新未来观形成的几个因素。一是西方知识的大量引入，近代西方重视未来的思想文化大幅移植到中国。二是进化论思想引导人们想象美好的时代是“未来”，而不是“黄金古代”⑤。三是以“未来”为尊的新型乌托邦思想的引入。传统的乌托邦理想往往以上古三代为依托，新型的乌托邦则大抵是依托于未来。当时从西方传入的一些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文学作品，如《万国公报》自1891年起刊载的《百年一觉》这篇乌托邦小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些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文学作品，展示了一个与传统中国非常不一样的“未来”想象。四是在近代中国，“未来”常代表极度乐观、有光、有热、有主观能动性，甚至带有强烈乌托邦的色彩。“未来”往往与变革或革命连在一起，成为变革中一支有利的武器，任何人只要掌握“未来”，就可以有极大的力量。辛亥革命的成功便是最好的例子，它使得历史跟现在、未来有了完全不同的关系。顾颉刚说：“辛亥革命后，意气更高涨，以为天下无难事，最美善的境界只要有人去提倡就立刻会得实现”[1]，即是一证。“未来”变成是一蹴可就的，而且在现世中就可以达到。不论是戊戌变法还是辛亥革命都极大幅度地引进全新的事物，并且带来无限的可能性，使得现在与未来变得和过去完全不再相似，并以新的、不相似的为正面价值。所以它们不但带来一个新的“未来”，也因为人们对过去想象的改变，带来一个新的过去。必须注意的是，并非所有人都向往新的“未来”，事实上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虽然转步，却仍未移身，他们不一定都向往过去，他们也可能重视未来，但不一定都向往如此崭新的、陌生的“未来”。因而，新型“未来”的出现造成两种文化，一种是比较向往美好的“过去”，另一种是向往美好的“未来”。这两者往往成为分裂的派系，文化上如此，政治上亦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