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1921年，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两次发生严重挤兑，造成金融乃至社会恐慌，不仅对银行及整个金融市场、经济秩序造成巨大打击，背后还反映出政治经济体系的致命缺陷。当时报章有言：“今日之现象，岂仅纸币不兑存款不付而已哉，直是政府对于国民仅存一丝残喘之信用而亦全行打破之。”① 作为非常态的危机事件，挤兑发生时各种矛盾往往会集中触发，可谓观察金融体制及其实际运行的极好视角。关于两次中、交挤兑，现有研究多是单向考察停兑、挤兑的原因，如对于1916年停兑的分析，有的直接归咎于梁士诒个人，有的认为是政治斗争的结果，也有的认为缘于财政亏空；关于1921年京津挤兑的研究则少之又少，有学者以谣言为中心解释此次危机的发端。②事实上，两次挤兑风潮背后体现的是政治失控、财政窳败、银行经营财政化、社会承受力低下、币制落后等一系列问题，这些因素相互激荡，导致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信用急剧下降，从而使危机迅速生成、发酵。本文试图在金融、政治、社会整体运行的视野下，通过对两次挤兑风潮缘起、过程、危机处理及结局的追索，重新审视危机过程中政治力的作用、两行的实力与具体运营，乃至银行信用及市场导向等诸多因素，以更全面地展示危机本身的复杂性及其背后的社会政治及经济金融运行实况。 银行运营的基础系于信用，时人有言：“顾客之供给银行者，非现金至资本，为一种信任心而已。”③挤兑、停兑，即是“信任心”受挫、信用危机的直接表现。1916年初，中国、交通两行发行的可兑换钞券出现挤兑。当时中国的流通货币为银元，为流通方便，中国、交通等几家银行被授权发行等值的可兑换钞券，挤兑即人们争相将可兑换钞券换成实物银元。5月12日，为应对日趋严重的挤兑局面，段祺瑞内阁以国务院名义下达停兑令，要求财政部、交通部转饬中国、交通两行：“自奉令之日起，所有该两行已发行之纸币及应付款项，暂时一律不准兑现付现。”④可兑换钞券是信用发行，停止兑换，即意味着银行信用的破产。由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均具国家银行性质，⑤兑换券发行为政府特权所授，袁世凯当政以来也一直以政府名义推广中国、交通银行纸币，因此，两行纸币信用的破产，相当程度上也对政府信用形成冲击。 停兑令发布后，金融市场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立即发生剧烈波动，停兑“不过一月，而百物昂贵，除房租外，几无一不为八与十之比较。纵米麦转运各路特为减价，而最高之白米，其价已涨至十四元有奇，最次者亦已十二元，面粉一月前价每斤京钱七百文，现则八百二十。贫民每日之小米，一月前每斤京钱五百六十文，现则六百四十文。”⑥纸币贬值、物价横涨、市场信心缺失，市面恐慌与金融乱象愈演愈烈。 政府下达停兑令，事后看不免仓促，不过衡诸当时的金融形势，确也其源有自。早在1916年3、4月间，中国、交通银行的北京、上海、天津等分行已有存户纷纷提取存款和挤兑钞票，⑦市面已出现钞券不稳的传言，据当时官方呈文：“近日市面忽有用日本邮局布送匿名传单之事，阅其词语，系立意破坏中国、交通两银行之信用，使市面恐慌自行扰乱之计……中下程度之商民，不免被其摇惑。”⑧中国银行张家口分行报告总管理处：“本月四号口市(指张家口)忽有谣传，风潮倏起，市上有不收中交两行钞票事，人心危虑，致兑现蜂集。……多数铜元券来兑者要求换给银元，其时市面洋价逐步飞涨，一日之间自一吊三百八十四文涨至一吊四百数十文之价。”⑨挤兑风起，立即推涨银元，民众急着脱手日益贬值的纸币。财政部为稳定币值曾通令各省：“近日各报登载政府将发行不兑换纸币，全系谣传，本部并无此项计划。”⑩但政府的辟谣效果适得其反，各地挤兑、提现不减反增。根据停兑令下后数天的统计，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仅存现洋63万元，交通银行只剩11万元，经外国银行提取之后，两行合计所余现金不满40万元。(11)银行储备在挤兑之下已成空壳。 从挤兑到最终停兑发生，原因很多，时人多将之归咎于时任交通银行总经理的梁士诒。时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的张嘉璈记述：“袁世凯计划以武力震慑西南，保持北洋系原有势力，亟需宽待军饷。当时参预财政人员如梁士诒等，献计将中国、交通两行合并，集中现金，并建议发行一种不兑现钞票。适值北方人心动摇之际，此种计划，传闻市面，京津两行钞票兑现增加，而以交行为甚。于是国务院决定采取钞票停兑，存款止付政策。”(12)张嘉璈的判断，多少带有阴谋论的色彩，即停兑是梁士诒为政府取利而刻意为之。谈论金融危机时，阴谋论总是会有市场，但事实上金融危机千变万化、骤起旋落，没有危机处理经验的政府常常不免手忙脚乱，上海《时报》转载的《字林西报》一则社论谈道：“以记者之意，宁谓此举系出于一时心理上之错乱。”(13)这样看似简单的判断或许倒更切合停兑令出台时的真实状况。当然，时人对梁士诒和北京政府的指责也绝非空穴来风，停兑局面的造成，中国、交通两行尤其是交通银行的空虚实难辞其咎。 民国初年的政争中，梁士诒及其交通系与袁世凯关系密切，《字林西报》有言：“总统府中，重大财政事项，袁总统恒倚如左右手，譬如行军者，袁大总统为前路先锋，梁士诒乃为其后路粮台。”(14)民初几年，兼任交通银行总理的梁士诒，正是凭借与袁世凯的特殊关系极力提升交通银行的地位，使其与中国银行看齐，1913-1915年，交通银行业务迅速发展，年度收益一度超过中国银行。然而，银行与政治过度紧密的畸形利益关系也使交通银行逐渐成为梁士诒服务袁世凯政府的私人“金库”。至1915年，交行先后为财政部垫借3 115万多元，筹集公债1 000多万元，居全国各金融机关之首。(15)1915年袁世凯筹划复辟帝制，梁士诒以筹措帝制费用自任，单为所谓“大典筹备处”垫付费用即达2 000万元之巨。中国、交通两行同具国家银行性质，某种程度上都是北京政府或者说袁世凯的垫款机器，但两者程度轻重有别。如到1915年底，中国银行向政府的垫款共1 204万元，交通银行则达4 750万元。交通银行的垫款数额占到它当时全部放款的94%，全部存款的72%。(16)过高的垫款比，严重影响银行的正常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