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社会运动走向激进多元民主

——试论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

作 者:

作者简介:
冯燕芳(1983- ),女,河北邢台人,哲学博士,河北大学政法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哲学研究。河北 保定 071002

原文出处: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二战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一系列新的变化,这些新变化导致工人运动沉寂的同时却促发了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后者展现了社会解放的新的可能性。为了深化这种可能性,将其理论化,拉克劳和墨菲致力于建构一种新的理论策略;他们不仅深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建构领导权概念,而且还深入现代西方哲学中,建构后结构主义话语理论的方法论基础,并且还将新社会运动与民主革命联系起来,建构激进多元民主的政治规划。一句话,拉克劳和墨菲的理论建构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解构都是出自新社会运动的需要,他们是从新社会运动走向激进民主的。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16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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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 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15)06~0104~07

       DOI:10.13763/j.cnki.jhebnu.psse.2015.06.015

       “后马克思主义”对国内学界来讲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国内众多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论述自然是推进了该领域的研究,对该领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并没有从整体上完全搞清楚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也可以说,没有完全搞清楚后马克思主义“为何—如何—怎么样”的问题。对于后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划界,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存在普遍的争议。但有一点可以确认的是,几乎大部分学者都承认拉克劳和墨菲是后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代表,同时,《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也被视作后马克思主义的典型文本。甚至在杰拉斯(Norman Geras)和穆泽利斯(Nicos Mouzelis)等少部分学者眼中,拉克劳和墨菲与后马克思主义是同义词,《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是后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文本。艾伦·伍德(Ellen Wood)将《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视作后马克思主义“一个完美的全景勾画”,它总结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所有主题和最终结论”,揭露了后马克思主义“内在逻辑方面的全部错误和矛盾”[1](P57)。所以,我们从拉克劳和墨菲入手分析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才具有可行性。拉克劳和墨菲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问题出发重新阅读马克思主义。

       二战以来,资本主义世界诸多新的变化导致了工人运动的沉寂,与此同时,出于对现代化的反思,多种多样的新社会运动(包括生态运动、女权运动、和平运动、民族/种族运动等)此起彼伏;新社会运动为社会解放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以此为出发点建构新的政治策略成为拉克劳和墨菲面临的理论难题。为了建构新的政治策略,拉克劳和墨菲不仅需要建构新的领导权概念,而且需要建构方法论基础,并且建构自己的政治规划。他们所有的理论建构和理论努力都是“为了考虑到新社会运动的需求”[2]。拉克劳和墨菲是从新社会运动走向激进民主、走向后马克思主义的。这便是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

       一、理论缘起: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及其解放的可能性

       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随着新科技革命的产生、产业结构的调整、消费社会的兴起、公民身份的确立、福利制度的完善、生活水平的提高,工人阶级已经融入到资本主义的逻辑当中,工人阶级不仅处于数量上的劣势,而且革命意识在资本主义的温床上被不断弱化、冲刷,由此工人运动陷入沉寂;与此相对,各种各样的新社会运动此起彼伏、风起云涌。

       (一)工人运动的沉寂与新社会运动的促发

       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具有两面性,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前者表现为工人阶级意识的弱化,工人运动陷入沉寂,后者则表现为此起彼伏的新社会运动。

       20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不断创新,最终促成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爆发。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崛起,代替工业部门成为经济的主导部门。产业结构的调整必然引起阶级结构的变动。阶级结构不是简单的“两极分化”,而是表现出复杂化的特点:产业工人数量减少,白领工人大量增加,新中产阶级出现,经理资本家产生。白领和中产阶级队伍的迅速扩充,促使阶级结构从“哑铃型”向“橄榄型”转变。另外,阶级和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增强,无产阶级通过教育、学习先进技术或抓住某一机遇,会跃升到中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阶层。另一方面,在科学技术的推进下,核物理、生物遗传工程获得突飞猛进的进展,核技术、生物技术若被某些恐怖组织、邪教组织或别有用心之徒利用,制造成核武器、生化武器,后果将不堪设想。即使和平运用,也发生过核电站污染、核泄露、危险品爆炸等事故;还有化肥农药、工业化学物质使用过程中造成的环境污染、对人体造成的严重危害等。因为科技进步而给人类生活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正在显露出来,由此也引发了各种反抗。

       消费与科学技术一样,也同样具有两面性。消费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方面,消费改变人与人之间的认同方式,从“阶级认同”转变为“消费认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马尔库塞指出,“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和游览同一个娱乐场所,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同他的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如果黑人也拥有凯迪拉克牌汽车,如果他们全都阅读同一份报”[3](P9),那么,阶级差别在某种程度上被抹平了,那就没必要进行阶级斗争了,从而消磨了工人阶级对生活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另一方面,消费又激发各种社会反抗。社会关系的商品化或货币化破坏了人与人之间原有的纯朴和忠诚,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单纯建立在货币关系上,因而使社会关系发生了异化,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物与物的关系”或者“现金交易关系”,由此激起了反抗各种各样不平等(如机会、待遇、财物)的斗争。

       再者,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行为和活动已较少围绕阶级来动员和组织,而较多地围绕公民来进行。公民身份的确立是民主制度的一大进步。一方面,公民身份权利的扩展钝化了阶级分化,弱化阶级意识;阶级身份根据拥有财富的多寡,划分为不同的层次;与阶级不同,“公民身份”指向平等化,不论你拥有多少财富,只要是公民,就享有整个共同体成员都能享有的普遍权利。另一方面,公民越来越多的权利和自由,促使他们进一步争取更多的权利。随着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逐渐提高,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生活需求得到了满足,此时人们又感到自己的自由、自尊、自主等价值受到了威胁。人们从关心经济和人身安全转向关心“生活质量”。公民的结社权、发言权、游行权等为争取更多“提高生活质量”的权利提供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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