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5)12～0074～11 为了更好地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思想的形成，除了知晓这一时期思想家们所面临的国际和各自国内社会历史和时代背景①，从思想史角度来说，探讨其与之前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是十分有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看到他们所代表的那种类型的特殊新颖之处”。[1](P7)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身后所出现的直接继承者(也即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毫无疑问指的是活跃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的第二国际理论家团体和稍晚的(也即在1910～1920年代活跃于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第三国际理论家②团体。前者包括梅林、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拉布里奥拉、卢森堡和希法亭等人；后者包括列宁、布哈林和德波林等人③。实际上，正是基于同第二、三国际理论家的论争，西方马克思主义才得以作为一个具有共同学术传统的共同体而逐渐形成。也正是得益于这样的论争，我们才可以窥见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最初的形成期(即1920年代至二战前)与第二、三国际思想家群体之间的思想史关系：通过批判第二国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力图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原则；通过批判第三国际的直观唯物主义，解释什么是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而这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为以后的诸流派所奠定的学术传统。 一、批判第二国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原则 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创始人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分别在其1920～1930年代的《历史与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实践哲学》等著述中，对以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等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的相关理论(及其著述)展开了批判，指责其为“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他们“忽视”或“丢掉”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即总体的历史辩证法原则。因此，为重建马克思主义正统，而不是被第二国际理论家“肤浅化”了的所谓“正统”，他们有必要致力于恢复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研究(卢卡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维度(柯尔施)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意义(葛兰西)。当然，这样的重建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他们对第二国际理论家群体的一般性评论和对其具体个人的针对性评价工作(卢卡奇对卢森堡的褒奖和对伯恩施坦的批判；柯尔施对考茨基的批判，以及葛兰西对拉布里奥拉的褒奖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正是基于这样的论争工作，他们才得以完成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正统的工作，即逐渐恢复总体原则在马克思主义中的本质属性地位(无论是通过“辩证法”、“哲学”还是“实践”的途径)。 首先，卢卡奇承认，自己的总体的历史—辩证法观，就是建立在对第二国际理论家罗莎·卢森堡相关思想的继承之上的，1967年在给《历史与阶级意识》所写的新序言中他回顾道，“罗莎·卢森堡的著作”，“在大战期间和战后的头几年对我的思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2](P2)实际上，在他思想形成的1920年代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就有专门的篇目用来评论卢森堡的相关思想。通过这些评论，卢卡奇认为，卢森堡坚持的是马克思的总体辩证法，她的努力，是向马克思本人的复归。卢卡奇指出，“罗莎·卢森堡在她早先同伯恩施坦论战时就已经强调指出总体的历史考察和局部的历史考察、辩证的历史考察和机械的历史考察(这种考察不是机会主义的就是暴动主义的)之间的本质区别”。[2](P92)而且，“罗莎·卢森堡在与伯恩施坦论争时，曾尖锐地指出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的思想站不住脚。她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历史是以辩证的方式前进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是不断加剧的”。[2](P365～366)由此，卢森堡被卢卡奇誉为“卓越的先知、永世难忘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导师和领袖”[2](P365)、“伟大的辩证法家”[2](P366)和“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看到了群众行动的意义”。[2](P388) 显然，与对卢森堡的赞赏形成对比的是，卢卡奇在自己思想的形成期，就已不同意伯恩施坦的观点，同样对考茨基也没有好感，甚至认为自己的写作动机都部分源自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特别是考茨基④的解释)又使我厌恶”。[2](P2)不满意伯恩施坦，是因为卢卡奇认为伯恩施坦在第二国际开启了一个与总体—历史辩证法原则相左的庸俗马克思主义传统。卢卡奇指出，是“伯恩施坦⑤的《社会主义的前提》第一次明确而公开地使马克思主义肤浅化，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资产阶级‘科学’”。[2](P79)因而，在卢卡奇看来，由伯恩施坦等人所开辟的、以奥拓·鲍威尔等人所代表的庸俗经济学家⑥的经济宿命论，是与马克思的总体辩证法精神不符合的。所以在强调了“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2](P76)之后，卢卡奇肯定地说：“在马克思主义被庸俗化数十年以后，罗莎·卢森堡的主要著作《资本积累》开始研究关于这一点的问题”。[2](P79)虽然“罗莎·卢森堡的批评者⑦漫不经心地忽略了”卢森堡这本著作的意义，但在卢卡奇看来，“罗莎·卢森堡只不过根据马克思的思想把她的未竟之作思考到底，并按照她的精神对它作了补充而已”⑧。卢森堡的批评者(主要来自第二国际理论家成员内部)卢卡奇坚持认为，卢森堡“没有离开马克思的传统。更确切地说，她的表述方式同样意味着向原来的、未被歪曲的马克思主义的复归：向马克思本人的表述方式的复归”。[2](P83)由此卢卡奇断言，“马克思主义的再生在理论上由以开始的两部基本著作，即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2](P86)然而，我们知道，卢森堡实际上是不同意列宁的一些看法的，因此她写的《论俄国革命》也同样遭到了来自第二国际理论家集团的抨击。对此，卢卡奇认为，卢森堡对列宁和俄国革命的指责⑨，表明她“对俄国的真实情况了解不够”⑩，而且“过高估计历史发展的有机性质”，[2](P365)即认为历史“同任何真正的社会需要一起产生出满足这种需要的手段，同任务一起同时产生出解决办法”。[2](P367～368)“这种对革命的自发力量、尤其是被历史赋予领导使命的阶级中的自发力量的过高估计，决定了她对制宪议会的态度。她指责列宁和托洛茨基持有‘公式化的僵硬的观点’”。[2](P368)但即便如此，卢卡奇也认为，“罗莎·卢森堡的思想即使在错误时也带有她特有的冷静的逻辑性”。[2](P369)至此，卢卡奇也没有放弃对卢森堡的褒奖态度。虽然，卢卡奇也承认，“毕竟，梅林或考茨基的著作(虽然我们断定梅林在科学上有个别缺点，或者认为考茨基的一些历史著作并非无可指责)为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它们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和这一斗争的动力，给其作者带来了不朽的荣誉，这种荣誉即使在后代的评价中也将足以抵销他们在科学上所带有的缺陷”。[2](P324)相形之下，对卢森堡的“贬也是褒”和对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褒也是贬”的评论，显示出卢卡奇自己的理论倾向。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个人交往的好恶无关，而与他对自己所提供的总体—历史辩证法这一马克思主义正统的重新解释之理论旨趣更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