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5939/j.jujsse.2015.06.011 由2007年秋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极大地冲击了原有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也挑战了已有的生态理论和生态观念。面对这一挑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转而重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建构，力图通过自身的理论更新，建立新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从而对当代的环境危机和社会危机做出更为合理的解释。因此，我们要吸取国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就不能不了解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鉴于此，本文着重于论述并分析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建构和反思当下生态危机、社会危机方面的新成就，展示国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构 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思想资源?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没有生态学思想?这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内部分裂为两派：一派是以詹姆斯·奥康纳为代表的生态学社会主义学派。这个学派的基本观点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只论及了社会发展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没有论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态矛盾，因此，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是找不到说明和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问题的思想资源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只能到当代的经济学、政治学和绿色运动中去找寻思想资源。从这一观点出发，他们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的重心放在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两个方面，而不去研究作为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基础的哲学，对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更是持否定态度。另一派是以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个学派的基本观点是：当代全球生态危机的最基本、最深刻的问题，是人与自然的代谢关系断裂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早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就提出来了，因此，开掘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学思想，建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自然本体论应当成为当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的首要任务。从这一观点出发，他们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置于第一的地位，力图通过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生态社会主义的研究开辟新的视野，从而建构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新观念。历史地看，这两派观点的对立并不是自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之日起就有的，而是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中发展起来的，确切地说，是在21世纪初形成的。在此之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只有奥康纳为代表的生态学社会主义学派，这也就意味着，在21世纪之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只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还根本没有哲学；自21世纪开始，以福斯特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派迅速崛起，并与以奥康纳为代表的生态学社会主义学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从而形成了对立的两派。在这两派中，以福斯特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派因其重视哲学的研究而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建构上很快占据了主导地位，代表了当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前景。[1]因此，我们在这一部分着重论述以福斯特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派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上的新成果。 从总体上看，以福斯特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如何重新认识马克思的自然唯物主义及其中的生态学思想展开的，不过，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前，这一研究的重心落在对马克思的自然唯物主义观点的开发上，而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一研究的重心转向了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生态学思想的开发上。 这一转向与西方经济学家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有着直接的关联，确切地说，是对西方经济学家，也包括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内部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当代价值的一种回应。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不断地受到冲击。西方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现代经济运动的主体形式是金融资本，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只论及了生产劳动部门的资本运动，而没有论及金融资本的运动，因此，面对现代经济运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了。而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内部，以奥康纳为代表的生态学社会主义学派也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当代意义持否定态度。比如，生态学社会主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约翰·巴里在考察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生态问题时，就明确地反对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的思想资源。他强调，生态危机作为资本主义的第二矛盾，应是当今资本主义的更大的经济和政治矛盾，正是这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和研究，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义能够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现象，就必须对已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做三个方面的修正：其一，结合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修正马克思的生产力以及如何打破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桎梏的观点；其二，把马克思有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相矛盾的观点置于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关系中加以研究；其三，充分吸取生态学女权主义的思想，把性别和资本主义生态逻辑的思想引入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和再生产理论。[2] 针对这一观点，福斯特和布莱克·克拉克指出了奥康纳一派观点的缺陷。他们认为，奥康纳一派将生态矛盾归结到经济矛盾之下，把破坏生态条件的经济危机，而不是生活条件本身的危机，即自然本身的危机，看做是生态危机的根本问题。这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嫁接到绿色理论中去，忽视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洞见和方法的研究。[3]从这一观点出发，他们对那些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包含着生态学思想的观点做了理论上的回应。他们强调，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是包含着生态学思想的，这一思想集中表现在两点上：其一，马克思在他的1861～1863年的《经济学手稿》中强调自然系统具有代谢功能，并把自然的代谢作为一种方法，运用于考察人类与自然的交互过程；其二，马克思把劳动看做是代谢交换的一个部分，强调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是在依靠自然并在与自然的关系中前进的。据此，马克思提出了“社会代谢”这一概念，用于指称物质和能量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动态交换”，从而对社会做了生态学意义上的规定。进而，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规定为一种特殊的社会代谢，指出这种生产方式导致了对有限生态环境的退化和污染，并破坏了自然系统再生产的自然循环和过程，可见，正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代谢与自然代谢之间的分离，造成了自然循环的断裂。福斯特等人认为，在这里，马克思是力图把一个生态系统的特定的生态环境以及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特定的社会交往纳入到劳动价值论的研究之中，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不可持续性。这就是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的代谢分析方法。这一方法应该成为我们今天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代谢秩序与生态帝国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因此，今天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是要遵从马克思的相关理论和观点，建立一种新的代谢秩序来阻止资本主义的破坏趋势。[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