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的中国，“西方”一词像幽灵一样徘徊于各个领域。政治上充斥着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批判和提防，学术上则将诸多中国文化之外的研究领域都标上西方的标签，诸如“西方文明”、“西方政治思想史”、“西方哲学史”、“西方经济学”、“西方史学史”等等，与此对应的则有“中国文明”、“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哲学史”、“中国经济学”、“中国史学史”等等。“东西方”的划分，将我们的思维方式格式化了，以至于抛开这些模糊不清的词汇或术语，我们已经很难顺利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念和学术思想了。姑且不论“西方”一词的政治含义是否准确，单就国人对“西学”的理解，似乎自晚清以来就从未彻底走出误区①。时值新文化运动百年之际，重新审视困扰中国人达一个世纪之久的“西学”话题，检索中西划分的前世今生，或许会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这场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 笼统地划分中学、西学所犯的一个简单错误就是将不同时期的文明成果混淆到一起。不仅中国很多学者表现出这一倾向，在一部分欧美学者中也存在这种思维定势，将欧洲传统与现代文明整合一处，似乎西方文明天生就是现代文明，他们论著中的中西文明对比经常跨越不同的历史时段，如将前现代中国与现代英国或法国加以比较，以强化后者的文化优势地位。另一方面，或许是一种对“西方文化优越论”的本能反应，当下中国有关西方化与现代化的话语中存在着一种错误的思维定势，就是认同欧美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整合，将一切现代化的成果统统归之于西方文明。这样就使得我们对“地理大发现”之后人类历史上突飞猛进的发展成果存在着两种选择：一种是接受，而不管是全面接受还是部分接受，都可能被定性为西化；另一种是排斥，更多表现为态度上的对立和语言上的不服气，看到的都是现代文明的弊端，将现代社会的一切乱象皆归咎于西方文明发展的恶果。而抵制现代文明的一贯方式就是回归传统和倡导本土认同。所谓本土认同，除了对传统文化的眷恋，更多的可能还是对于话语权的争夺。现代化即西方化的混淆让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从起步就打上屈从的烙印。对很多非西方人来说，似乎面临这样的尴尬处境，要跟西方人平起平坐，他们只能以本土文化的面目出现，不然就难以摆脱自身“追随者”甚至“被征服者”的身份。而要以本土文化的面目出现，他们就把人类近代文明进步的一切成果都拱手让人了，留给自己的，除了回归传统文化和宗教原教旨主义，已经没有多余的空间了。换言之，把理性思维方式在内的一切现代文明归功于西方，就会窒息自身的发展活力，堵塞自己在现代世界的发展道路。 严格意义上说，所谓西方文明、欧洲文明、东方文明、中国文明等等，所指都应该是现代文明出现之前局限于某一地理空间的区域文明。首先出现在欧洲的现代文明，是“地理大发现”之后，也就是人类历史真正步入世界史阶段之后，经过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碰撞、冲突、融合而形成的。在欧洲的纵向变化，则是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等一系列文化和社会变革之后，形成的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将这一历史性转折称为“人类历史必然经历的‘断裂’(discontinuities)”②。吉登斯并未否认“传统和现代之间还存在着延续”，但却认为过去三四世纪“出现的巨大转变如此剧烈，其影响又是如此广泛而深远，以至于当我们试图从这个转变以前的知识中去理解它们时，发现我们只能得到十分有限的帮助”③。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过去一个世纪欧美学者在寻求现代性的欧洲渊源方面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探索，触角遍及地理环境、矿产资源、财产观念、契约文化、宗教伦理等各个领域，以此来争取欧洲对现代性的专利权。过去三四百年的历史证明，在现代化的大势下，任何传统文明都不能孤立地原汁原味地存在。然而，为什么不少学者在谈西方文明、东方文明或者中国文明时，还要采用一种纵向思维，不加区分地拉通整个前现代与现代的历史，而去认可某种孤立的、单一的、纯粹的、独特的文明形态呢?原因在于，现代性在向人类昭示了一种全新的空间观念的同时，还为他们提供了一种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全新的时间观念，那就是具有线性特征的进化史观。杜赞奇将其追溯到黑格尔《历史哲学》，是黑格尔将以理性为目标的精神发展的历史抽象化、进步化了，而这一发现“为马克思主义、韦伯的宗教社会学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所继承”，在过去两个世纪主导着人类的历史观④。吉登斯提出识别“将现代社会制度从传统的社会秩序分离出来的断裂”的三个要素，即现代化变迁的速度、范围和现代制度的某些固有特性，这些特性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截然区分开来⑤。 然而，要清楚认识现代与传统的区别以及东西方划分的误区，单从理论上加以说明是不够的，还需回放历史变迁的场景，探索“东西方”概念出现的历史渊源，辨析造成这一思维定势的心理原因。只有这样，才能跳出近代欧洲知识精英主导的现代话语模式和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线性历史观，重新认识和建构人类文明史和“地理大发现”以后的世界史。 一、东西方划分的历史渊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