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5)12～0021～06 一、引言 卢卡奇曾经指出，马克思的哲学立场依赖于对主体观念的反思，他把主体看作马克思理论的核心概念。“主体性”问题在马克思理论中带有总体性，它的“问题域”涉及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精神与肉体等各个方面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当代生态学高度关注的领域，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理解成为各种生态思想的理论前提。当代生态批判理论往往从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出发来指责马克思缺乏生态思想。然而离开对马克思的“主体性”概念的准确阐释，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就不能很好地被理解，甚至被误读。 马克思的主体性观念是对传统主体性观念的变革。笛卡尔“我思”主体留给哲学的重要遗产就是精神与肉体、人与自然的分裂，而18世纪启蒙运动加剧了这种分裂并最终导致主体支配客体、人类统治自然的观念的形成。德国“狂飙运动”“浪漫派”运动提出的浪漫主体(表现主义的主体)表达出了统一人与自然的渴望，但这种主体概念是不充分的。黑格尔哲学试图对启蒙主体和浪漫主体进行某种综合，但他的思考仍然只是封闭在精神的范围内，无法真正触碰自然。现代主体是自我规定的，它以“意识的内在性”为基本建制，无法达于对象和外部世界。而马克思把主体性设定在“实践”、“感性活动”或“对象性活动”的基础上，它打破了“意识的内在性”的主体性建制，使马克思哲学不再从属于近现代西方哲学。 马克思的“主体性”概念体现了他试图结合人与自然的努力，提供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的理解，内在地隐含着一种生态维度。然而由于对马克思主体性概念理解上的偏差，也由于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强势遮蔽，马克思主体性思想上的这一生态维度变得晦暗不清，致使马克思思想受到“人类中心主义”、技术上的“普罗米修斯主义”等各种反生态的指责。只有澄清马克思的主体性概念，认清它对现代主体所实现的哲学变革，我们才能从存在论层面上理解马克思的生态倾向。我们可以在马克思主体性思想中发现一个隐含着的生态分析的框架，它对于理解当代生态问题有着重要的价值。 一个时期以来，“主体性的死亡”“主体性的黄昏”成为当代哲学的流行话语。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也有人把“抛弃主体性”“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作为解决当代生态问题的思路。然而正如多尔迈所言：“再没有什么比全盘否定主体性的设想更为糟糕了。”[1]1从某种意义上说，建立在主-客对立的主体主义基础上的现代主体观念需要抛弃，然而马克思的主体观念是对这种主体观念的变革。面对当代日益严峻的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汲取马克思主体性思想的营养，重建负有生态责任的实践主体有着重要意义。 二、自我规定的现代主体及其在人-自然关系问题上的困境 “主体”和“主体性”是17世纪以后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主体”和“主体性”概念的用法很模糊。主体可以指特殊个体，可以指普遍属性，也可以指“普遍意识”。[2]208从词源学意义上来看，主体(subject)对应于亚里士多德hypockeimenon或拉丁语subjectum，它的基本含义是基底、底层，是对规定而言的现有者。它最初指称的并非人，而是预先给定的实体或语句中的主语。在现代哲学中，主体承担了重要责任，它为认识、秩序和自由提供基础和理由。主体性是主体的特征。按照海德格尔的解释，主体与主体性是指存在在存在者方面显示自己的方式。“主体性所具有的第一性的本质规定是，表象着主体保证其本身，并始终也保证它所表象的东西本身……”[3]257主体性可以指涉以下几种不同的意义：(1)作为根基、中心或出发点；(2)作为自我确定性；(3)作为以自身意识把握客体或内省自身的特定视角。 现代主体观念可以追溯至笛卡尔，他以普遍怀疑的方法开创了构造现代主体概念的内向型思路。按照笛卡尔普遍怀疑的原则，自我是可以得到证明的，而外在一切事物的存在都要受到普遍怀疑。它默认了心灵的优先地位，“我思”成为一个自由的心灵主体，它能有意识地进行思考并意识到自身的存在。这一内在于心的主体为认识奠定基础，个体意识借助于它成为不容置疑的认识起点。心灵构成了统一的表象领域，它们与被表象的事物脱离开来。心灵、个体的主体性同其他事物的区别被看成是根本的，它导致了主体与客体、精神与自然的二元分裂。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主体是在同宇宙的关系中得到规定，关于客体的知识被投射于事物本身，是事物自身的形式、样态在心灵中的现实化，事物的意义同终极原因的理念相联系。而笛卡尔的主体观念使人们从把意义投射于事物之中的做法中摆脱出来，而投入到心灵对事物的观察和思考的过程中来。 启蒙运动加剧了世界与意义、自然与人性的割裂。康德的启蒙主体坚持了笛卡尔的规定，首次阐明了自我是真正的主体，主体性即自我意识。自我是“统觉之本源的综合统一”，是形成表象的根据。康德强化了主体中的先验要素，提出了“先天综合判断”。在他看来，先验统觉形成了现象世界的必然性。只有当现象分裂于自在之物的情况下，现象必然性的断言才是可以做出的。当康德提出“自然何以可能”的问题时，他所说的自然是作为现象的自然，因而康德的经验世界同终极实在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康德哲学对自然和心灵作出的彻底的隔离使自然界的隐蔽性和终极原因不见了，自然界成为科学分析的对象和人类操纵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