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林西南郊幽静的自由大学主校区内，有三条相互交会的短小道路：“伊尔提斯路”(Iltisstr.)、“兰斯路”(Lansstr.)和“大沽路”(Takustr.)，而在这三条街上分布着不少大学行政、学术与文化机构。乍看之下，与校园内的其他道路并无二致，然而就在这三个看似并无玄机的路名符号背后，却掩藏着德意志帝国对华殖民史上的一桩重大事件——庚子大沽之战。1900年6月17日深夜至次日清晨发生的这场口岸攻防战，史称“庚子大沽(口)战役”，以区别于中国近代史上围绕大沽炮台的另外三场重要同名战役。这场战役不仅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先声，更因德军主导整场战斗，在德国国内被作为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关键事件而备受瞩目。 1900年5月起，各国驻京使馆以规避拳民滋扰、保障使馆与外国居民安全为由，决议派兵入京并在津驻泊军舰。6月6日，联军统帅英国海军上将西摩(Edward Seymour)在收获英国驻华公使电文后即率部由津入京。但因清廷已于13日正式下令“实力禁阻”西摩部入京，加之义和团的屡屡进攻，使得这支部队与天津的领事团及这期间陆续抵达大沽的各国军舰联系中断。①因形势晦暗不明，德军舰队统帅、海军上将裴德满(Felix Bendermann)坚持认为必须采取必要的军事措施。根据当时德国远洋舰队战争日志的记载，裴氏意在先下手为强，计划通过夺取水路以保障联军陆路通行畅通，避免增援部队重蹈西摩覆辙，而夺取水路的重要一环就是控制大沽炮台。②经过反复争论，德国军队提出的作战计划最终于16日上午在联军高级将领联席会议获得通过。计议停当的联军当局于当晚9时许才向大沽炮台守将罗荣光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在17日深夜两点前放弃大沽炮台。随后罗荣光将这一通牒向上请示，将拒绝出让炮台的意见通过当时在场的“伊尔提斯”号指挥官、海军少校威廉·兰斯(Wilhelm Lans)传递给联军方面。③6月17日零点50分，战斗随着中国守军的第一炮打响，但相比中方仓促应战，列强方面则有周密部署。④在这种情况下，尽管炮台中国守军一度压制联军火力，重创联军数艘战舰及一定数量的战斗人员，虽奋力苦战六个多小时，终因孤立无援且出现爆炸意外，不敌联军舰船火力配合陆战队登陆突袭的战术，伤亡惨重，罗荣光亦壮烈殉国。至清晨6点30分许，大沽炮台陷落。 占领炮台的胜利消息旋即传回德国国内，德皇威廉二世对帝国海军的海外首秀“成果”大为满意。6月27日他在致裴德满的电报中即明确表示授予“伊尔提斯”号指挥官、堪称“整场战斗灵魂人物”⑤的兰斯少校以代表德国军人最高荣誉的“功勋”勋章(Orden Pour le mérte)⑥，表彰其领导“伊尔提斯”号在占领炮台的行动中所表现出的英勇果敢。当年12月，部分中国远征军官兵携带战利品返德，抵达柏林时，不仅受到包括柏林市长在内的地方各界人士热情欢迎，皇帝本人亦携重臣、宗室及其他王室成员接见。⑦1901年10月，威廉二世特别设立“中国纪念奖章”(China-Denkmünze)，以表彰所有参与义和团战争的非中国籍军事与非军事人员。⑧1903年皇帝再次强调出于“在朕的海军军中持之以恒地保持对炮舰‘伊尔提斯’号在大沽口英勇战斗的纪念”的重要性⑨，在1月的一份内阁赦令中追加授予“伊尔提斯”号的荣誉：作为“特别表彰”，准予该舰在舰艏旗标和舰载艇船舷边缘处使用功勋勋章图案⑩，由此“伊尔提斯”号成为德国军队历史上唯一获“功勋”勋章嘉奖的战舰。 尽管德国媒体和公众此前已深受之前的殖民热和“黄祸论”观点影响，但这一胜利及随之而来的种种嘉奖，无疑又在公共领域中带起一股大沽口战役风潮。胜利使得德意志民族的自尊心不断膨胀，不仅围绕大沽口海战、联军陆战队突袭炮台的主题反复出现在当时的大众媒体、通俗文学、画册中，其中当然也包括被视为宣传利器的明信片(11)；这一胜利甚至还进入教育领域，在柏林的格鲁能瓦德(Grunenwald)，当时还原样复制了一艘“伊尔提斯”号木制教练舰，在为青少年提供模拟海军训练。(12)但必须看到的是，德国国内的热情持续高涨，并非单纯沉浸于殖民地战斗胜利的喜悦之中，大沽口战斗胜利出现的时机恰恰是民族主义“海军热”席卷威廉帝国之际，在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执掌的海军宣传机器的运作下，大沽口胜利更是被成功塑造为全民族共同的荣耀。 从基本史实来看，1900-1901年德国参与镇压所谓“东亚骚乱”行动，尽管这是德国战列舰首次编队发兵东亚(13)，但至少在1900年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Clemens Von Kettler)遇刺身亡之前，德国对此的表态仍是“联合其他出兵的文明国家，重建中国秩序”。(14)因此大沽口一战首先是一场“联合军事行动”。此外，德国的中国远征军规模从官方报告看确实不小，但相比英、俄两国在华的军事投入仍有差距。(15)然而，在德国官方报道和私人记录中，这一切却被刻意淡化，取而代之则是德军所起的关键性作用和英勇战斗的事迹：或强调仰赖德军方面指挥官“在正确的时间做出了夺取大沽炮台的决定……拯救了被围困于天津城内的欧洲人的性命……如果没有夺取大沽炮台，就不可能实现向北京进军，被围困的使馆亦回天乏术”(16)；或通过战斗过程的披露，对于德军英勇战斗事迹事无巨细加以肯定与颂扬，虽然冷静的军事报告坦承联军依靠运气成分“逆转”战局。(17)这一点在绘画或明信片中表现得尤为直观而强烈，而文学作品中亦不乏充满感情色彩的描述。(18)显然这种对于德国军人战绩的艺术化加工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这一点上海《德文新报》的主编卡尔·芬克(Carl Fink)与裴德满的书信往来可资例证：芬克在向裴德满推荐J.赫林斯(J.Herrings)的回忆录《大沽》一书时，出于职业道德提请军方注意该回忆录可能“有失客观准确新闻报道之水准”。裴氏对此却不以为然，他不仅不认为“基本内容与司令部的客观分析有太大出入”，相反更明确表示：“该爱国主义小册子完全符合海军宣传需要！”(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