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44年11月7日，亦即发生于1917年俄历10月25日的俄国共产革命第27周年的纪念日，清晨，在日本东京巢鸭监狱，因从事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活动而被逮捕并被判处死刑的理查德·佐尔格(Richard Sorge，1895.10.4-1944.11.7)和尾崎秀实(Ozaki Hotsumi，1901.4.29-1944.11.7)，在预先没有得到任何执行通知的情况下，被推上了绞刑台，到现在已经整整过去70年了。 在佐尔格和尾崎秀实的生涯中，中国始终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和分量，他们和中国左翼文化人及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者的交往之深，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但佐尔格—尾崎秀实的事件作为一桩“间谍案”发生之后，在中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却没有成为正面谈论的话题，直至1950年5月6日著名美国记者、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1892-1950)在伦敦病逝，她的中国友人发表纪念文章，才从批驳以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1880-1964)为代表的美国“帝国主义”势力用“国际间谍”“苏联间谍”等罪名迫害史沫特莱的角度，提及“索治间谍案”，①这个“索治”就是“佐尔格”的另外一种翻译。当时还翻译发表了史沫特莱为自己辩诬的广播讲演稿《控诉》，中文译者所加的说明，虽然是从与史沫特莱相关联的角度，对这个所谓“苏联间谍案”被制造出来的过程所做的侧面介绍，却可能是中国大陆地区当时公开发表的有关此案最为详细的文字：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日，美国陆军部把麦克阿瑟根据第二次大战期间及战前日本秘密警察的档案制成一个报告，通过联合社的电讯发表出来，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在史沫特莱及史坦因身上，说他们是：“苏联间谍和特务，加入过珍珠港事件以前在东京被绞决的德人沙奇和反法西斯的日人尾崎秀实所领导的苏联间谍团而现在仍然逍遥法外，余党或许仍在各国首都从事间谍活动”的荒唐电讯，末段竟说：“史沫特莱女士已经害了人，把她替苏联政府做间谍和特务的身份暴露出来，可以减轻她害人的程度。”麦克阿瑟这种卑劣手段，经不起史沫特莱严正驳斥，以及美国一些进步的报章杂志奋起而攻的压力，终于军部也只有承认所指控的没有事实根据，而且不该用那种发表方式及新闻报道的体裁。② 此处所述麦克阿瑟报告、该报告的档案来源及其发表过程，因本文后面还将言及，在此暂不多述，但需要特别提起注意的是，这段“译者说明”谈及佐尔格和尾崎秀实时，对后者身份给予了明确定位：“反法西斯的日人”，而对“沙奇”(佐尔格名字的另一种中译)，却只模糊地称其为“德人”，尽管译文文末所附注释说：“在沙奇领导下的谍报工作者，确曾获得日本要偷袭珍珠港的情报，将它传递给莫斯科，莫斯科立即向美国提出警告。但是美国对这个事实却绝口不提，讳莫如深。”③但是，这位“德人沙奇”为何会把情报传递给莫斯科？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物？中文译者却没有再做说明。同样，其他纪念文章提及“索治间谍案”，也未对“索治”其人其案给予详细的叙述。这或许是因为自佐尔格被捕一直到1964年莫斯科方面始终不承认佐尔格属于苏联情报部门，中国大陆对“索治”或“沙奇”的身份也只能采取隐晦模糊的叙述。 1980年代以来，在中国，随着对19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和文学运动的再评价，与之相关的追述性文字逐渐出现，包括尾崎秀实、佐尔格在内的国外左翼人士也被记起和提起。如夏衍(1900-1995)在《“左联”成立前后》一文里便特别提到了“帮助‘左联’进行了许多工作的三位外国同志”，尾崎秀实即为其中之一(另外两位是日本记者山上正义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夏衍说：“他是一个表面上看来非常绅士的记者。但是，他在当时却是在上海的日本共产党和日本进步人士的核心人物。”④后来在长篇回忆录《懒寻旧梦录》里，夏衍又重复了这段文字并有所补充，⑤且在追述“怪西人事件”时提及佐尔格，称其为“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⑥夏衍没有说明，他是在1930年代当时即知道尾崎、佐尔格的身份，还是后来根据有关资料了解到的，可能是两者兼具，而从夏文有关请托尾崎秀实为左联提供开会场所的具体描述看，他对尾崎的认识更多应该是来自当时的切身感受，⑦这使得他不无含混的叙述也同样不失珍贵。比如，关于尾崎是否参加了日本共产党，至今尚无定论，比较占主流的看法认为他“不是正式的日本共产党员”，而是一个“共产主义者”。⑧但也有研究者经过多方查证后认为，尾崎作为特派记者赴上海之前已经加入了日本共产党，他到上海后的活动实际上远远超过党的同情者之所为。⑨作为中共地下党的一员，夏衍以一种同志式的信任请托尾崎，或许可视为后一种看法的间接佐证。同样，夏衍有关佐尔格是“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的说法亦与事实有些出入，因为无论是佐尔格被捕后的狱中自述，还是近年发表的档案资料，都可证明佐尔格从1929年5月起已从共产国际工作机构调离，转到了苏联红军参谋本部情报部，⑩并没有在上海负责“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但这不能仅仅归结为夏衍回忆的失误，而和当时共产国际、苏联红军在上海的情报组织的工作状态有关，(11)就此而言，夏衍回忆所提供的线索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1980年代前期，在中国也有专门叙述“佐尔格案件”的书籍出现，如聂崇厚翻译的、F.W.狄金和G.R.斯多力合著的《佐尔格案件》，于1983年6月由北京的群众出版社印行。该书英文书名为The Case of Rihaed Sorge，1966年初版于英国伦敦(Chatto and Windus，London 1966)，是英语圈里较早“基于第一手史料的学术研究”著作，(12)但中译本的出版者主要把它当做了具有传奇色彩的大众读物，除了一个简短的“内容提要”，此外再未附加任何学术性说明。翻译者似乎不谙日文，竟把此“案件”中另外一位重要人物尾崎秀实的名字翻译成了“大崎保积”，并且类似的误译不止这样一例。此书第一版第一次印刷了13万册，却没有在学术界引起应有的关注，肯定和该书的出版定位及译文质量不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