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313.4；E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451(2015)06-0001-06 主持人语：进入20世纪，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旋踵而至，而科技的发展使战争的破坏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因此，如何防止战争成了摆在人类面前极其严峻的课题。在战争进行的过程中，同盟国对于用法律手段惩罚战争策动者逐渐达成了共识，于是便有了战后以纽伦堡审判为代表的对德审判和以东京审判为代表的对日审判。战后在亚洲地区由中、美、英、苏、澳、法、荷、加、新、印、菲11国代表组成了东京军事法庭，分别由中、美、英、苏、法、荷、澳、菲等国建立了53个法庭，这些法庭共审判日本战犯5000余人。东京审判主要审判参与计划、准备、发动、实行侵略战争的日本领导者，因此也可以说是追究国家责任的审判；其它法庭主要审判“普通战争罪”，即暴行的命令、执行者，追究的是一般个人责任。 战后对日审判，特别是东京审判，是对日本近代以来对外扩张和伴随着扩张的暴行的全面总结和定谳，也是日本“被选择”“和平道路”的主要理由和依据。然而，东京审判自开庭之日起就受到了从法庭之内的辩护方到法庭之外的否定派的强烈质疑，近年来东京审判的否定声浪在日本更已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因此，联合国对日审判的正当性，从更大处说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东亚战场的历史定位，还需要我们通过不断努力加以维护。 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是一个中外都有不少论述的问题。在中文世界，对于裕仁天皇应负战争责任并无异议，相关论述主要集中在应负而未负与应负而未负是美国自私的决定两个方面。对此，本文不再重复。本文拟检讨的问题为两点：一是美国认为裕仁天皇没有战争责任，是一个误判；二是不追究天皇责任导致了对日本整个战争责任认定的缺陷。 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为什么对裕仁天皇的责任未加追究；一是裕仁天皇本身有没有战争责任？前者与后者密切关联，因为裕仁天皇如果没有战争责任，也就不存在免责的问题。人们以前多注重前者，以为裕仁天皇未被追究战争责任主要是由于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权宜考虑。其实对裕仁天皇战争责任不予追究作为美国的主导性思路早在战争前期即已成型。其中既有策略因素，也有天皇并无责任的判断。美国战时情报局局长埃尔默·戴维斯(Elmer Davis)1942年12月9日在回答记者为什么对日广播没有“攻击”和“非难”天皇时这样说： 这一问题的基本原则是，过去长久以来天皇对日本发生的事明显的没有发言权。因为天皇被视为神，对天皇的任何攻击必会很大的刺激感情，而不会被正当的接受。过去很长时间以来天皇和日本政治完全无关有大量的证据。问题在于军部的势力。① 以后盟国和美国内部虽然不乏惩罚裕仁天皇的要求，特别是澳大利亚再三向英、美和通过联合国战犯委员会要求将裕仁天皇作为战犯，②但随着战争的进展，特别是随着美军占领日本，审判裕仁天皇引起日本民众反抗的担忧成为美国处理日本战后问题的日益加重的砝码。1946年1月25日麦克阿瑟给曾任欧洲盟军司令的美国陆军参谋长艾森豪威尔的信很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点： 过去十年间，各种程度表明天皇与日本帝国政治上诸决定有关的行为，明白确实的证据什么都没有发现。尽可能彻底调查的结果，得到的印象是到战争结束为止，天皇和国事的牵连，大部分是被动的，只是对辅弼者进言的机械应对。有人相信即使天皇有明确的想法，如果有违由统治军阀操弄的民意大势，其努力多半也会陷天皇于险地。 如果要对天皇加以审判，占领计划必须作大的改变。以此之故，实际行动开始前，准备应该完成。如果告发天皇，必会在日本国民间引起大骚乱，其影响怎么高估都不会过分。天皇是日本国民统合的象征，排除日本天皇，日本也就瓦解了。③ 此信较长，在上述引文之后，该信还强调了审判裕仁天皇将难以控制日本的局面，而且无法完成日本向民主的转型，只会“助长共产主义”等等，不俱引。麦克阿瑟的信是自下而上的意见，但裕仁天皇的豁免权始终牢牢掌握在美国的手中。④ 裕仁天皇免于起诉是美国的独断决定，决定的根据从上文可见有两方面的考虑，但主要还是为了避免加剧日本军民的反抗从而实现稳定占领。如果没有这一考虑，美国没有必要站在其他盟国的对立立场，对待裕仁天皇至少可以像对待皇族梨本宫守正那样作为战犯的“嫌疑人”。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如果没有天皇无权的判断，要免除裕仁天皇战争责任美国就会面临盟国更大的压力。所以，天皇是否“没有发言权”，是否与“帝国政治上诸决定”无关，也就是说战前日本的“皇权”是否像美国认为的只有象征意义，确实是裕仁天皇免责当否的关键。 如果把目光投向战前的日本，不能不说裕仁天皇无权的判断十分勉强。不用断然的表述而用“勉强”，不是说裕仁天皇是否有权尚有疑问，而是指美国没有考虑“皇权”的特点。美国是一个没有帝王史的国家，他的总统的权力差可比为“总百官，治万事”的“相权”，以“相权”的标准看皇权，自然有相当的不同。因不同而未见，对权力的认识未免狭隘；如果真像麦氏所说经过了“彻底调查”，那不能不说只是失察。 日本投降前，裕仁天皇不是战后那样的“虚君”⑤，有“明白确实的证据”可以证明。第一，明治宪法规定“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第一章第四条)，这些“统治权”包括议会、法律、官员、军队、对外宣战和议和、对内戒严、特赦和减刑等等(第一章第五至第十七条)，都是国家最重要的权力。第二，裕仁天皇对这些权力不只是像前引麦克阿瑟所说仅仅是签名画押，虽然他不事事“发言”，但他确实拥有最高“发言权”。第三，裕仁天皇实际上对战争高度关注，没有“倦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