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特摩克利托斯事件、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与修昔底德的缄默

      [中图分类号]K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15)03-0064-11

      安特摩克利托斯(Anthemocritus)事件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Decree of Charinus)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夕重要且敏感的事件，其对于大战爆发的时间及责任的认定有着关键性的影响。然而，如此重要的事件虽然见于部分古典作家文本，却未被最重要的作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提及。学界曾对上述事件及修昔底德的缄默展开探讨，但众说纷纭。本文拟在阅读文献的基础上，参阅学界研究成果，对修昔底德缄默的原因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安特摩克利托斯事件与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的真伪

      普鲁塔克(Plutarch)曾提到，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夕，麦加拉向斯巴达提起控诉，说自己被雅典排除于其所掌握的所有市场和港口之外。斯巴达国王阿尔基达摩斯(Archidamus)遣使雅典进行调解。在交涉过程中，雅典政治领袖伯里克利(Pericles)公开指责麦加拉人占用埃琉西斯(Eleusis)圣地。后来他提出一条法令，派传令官前往麦加拉以及斯巴达对麦加拉人进行谴责。然而，被派出的传令官安特摩克利托斯被杀。据认为此事为麦加拉所指使。于是雅典另一位政治人物卡利诺斯提出一项针对麦加拉人的法令，规定与麦加拉人为敌，绝不缔结休战合约，断绝传令官往来①；任何麦加拉人一旦踏上阿提卡领土即被处死；每年将军们进行就职宣誓时，要加上每年必须两次入侵麦加拉领土的誓词；要将安特摩克利托斯埋葬于特里亚西亚城门(Thriasian gates)②。

      然而，大战爆发前夕如此重要的两次事件却未见于修昔底德的文本，着实令人费解。诚如Walter Robert Connor所言，若修昔底德忽略了派出安特摩克利托斯，然后为其复仇的法令，那么他对这段史事的叙述严重失实。人们无法想象，一个在大战爆发时生活在雅典的本地人，甚至是当时正在研究大战及其原因的雅典人会不知晓这些法令③。

      因此，有学者对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的真实性提出质疑。Ludwig Holzapfel提出此“麦加拉禁令”系伪④。因为法令中的排外措施只能在和平时期实行，而其它条款则是战时措施。他认为此法令实则为将麦加拉人驱离阿提卡市场与帝国港口的“伯里克利禁令”(即麦加位禁令——笔者)。后来，有人将原法令增添内容，以解释(对麦加拉)一年两次的入侵，并以阿里斯托芬《阿卡奈人》⑤中那有力的语言渲染驱离的条款。Thieme Gerhard接受并发展了Holzapfel的观点，认为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部分内容可能源自阿里斯托芬

      1962年W.R.Connor提到普鲁塔克似乎将两条“麦加拉禁令”混同⑦。Philip A.Stadter指出⑧，此混同说在19世纪被普遍接受，其中代表人物包括George Grote⑨与Carl Sintenis⑩。实际上，持此混同说者至少还包括：Harold North Fowler(11),Geoffrey Ernest Maurice de Ste.Croix(12),Raphael Sealey(13),Phicip A.Stadter。Connor又指出，今天(14)，似乎非常明显，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不同于驱离法令。二者的提出者、目的性以及内容规定截然不同(15)。

      一味攻击普鲁塔克将两条“麦加拉禁令”混同，进而否认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的真实性是无意义的，因为关于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及其背景事件，普鲁塔克并非最早记载者，也非唯一记载者。

      被纳入德摩斯蒂尼(Demosthenes)文集的《腓力来信》提到：“通过暴力损害传令官和使节的权利被所有人视为渎神的行径，在你们(雅典人——笔者)看来尤其如此，因为我从下列的事实中得出这一结论：当麦加拉人逮捕安特摩克利托斯时，你们的公民大会不惜将他们排除于秘仪庆典之外，实际上还在城门口树立了一尊雕像，以纪念这一暴行”。(16)《腓力来信》是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Ⅱ)写给雅典议事会及人民的一封国书，(17)其通过引证雅典人的事例来攻击雅典人绑架、囚禁和虐待马其顿外交人员的行径，而且书信作者生活时代距所叙史事的发生并不遥远，因而其中提到的这则涉及邦际纠纷的重要史实当是可信的。公元2世纪的地理学家波桑尼亚斯(Pausanias)记载道，沿着雅典人所谓的圣路从雅典前往埃琉西斯，途中你会发现安特摩克利托斯的坟墓。麦加拉人对他犯下了最为邪恶的罪行，因为当他作为传令官前去禁止他们侵占圣地，被他们处死。(18)学界对波桑尼亚斯文本的检验证明，他作为一位旅行家，在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观察都是可信的。(19)德摩斯蒂尼与波桑尼亚斯的记载佐证了与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直接相关的安特摩克利托斯事件的真实性。

      公元2世纪末的拉丁作家奥鲁斯·格利乌斯(Aulus Gellius)转引哲学家托鲁斯(Calvisius Taurus)的话说道，“雅典人在一条法令中规定，任何麦加拉公民一旦被发现踏入雅典领土就要被处死；雅典人对邻居麦加拉人所产生的憎恨是如此强烈。欧几里德(Euclides)正是来自麦加拉城，在那条法令被通过之前来到雅典听苏格拉底(Socrates)讲课；在法令实施后，他是在夜间乔装改扮，从麦加拉的家中来到雅典见苏格拉底。”(20)从内容与背景上看，格利乌斯所记载的“法令”当为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内容之一部分。奥鲁斯·格利乌斯的记载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哲学家托鲁斯是那个时代“著名的柏拉图派学者”，二是他“经常通过许多优秀而有益的范例督促学生们学习哲学，尤其经常提及苏格拉底派人士欧几里德曾经的行为来激励学生们的心志”。这说明托鲁斯熟悉这段与苏格拉底和欧几里德有关的历史，因而经常加以援引，进而说明这段历史是可信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修昔底德也提到了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部分内容的实施情况：雅典人每年以全军侵略麦加拉两次。(21)奥鲁斯·格利乌斯与修昔底德记载了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的内容片断，进而证明该“禁令”是真实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