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5月，团一大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虽然团一大提出的纲领中明确规定它是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组织，但是从它成立初期的人员组成看，学生成分占的比重更大，开展的工作也是以学生运动为主。 张太雷在谈到这一时期时曾说：“青年团在从前的时候，差不多可说完全是‘学生团’”[1]。资料显示，团二大召开前，青年团在全国有30多个地方团组织，2000多名团员，其中青年工人还占不着全体团员的十分之一，大多数都是青年学生[2]。 对于一个初创的青年政治组织来说，早期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考验，即中国的青年运动究竟应该怎样搞？是搞学生运动还是搞工人运动？在团一大之后到团二大召开之前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团内上下都在探索工作的方向，团的早期领导者还为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段历史的回顾，梳理党和团关于青年运动方针的提出过程及笔者的几点思考。 一、青年共产国际要求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由做学生运动转向做青年工人农人运动 1922年1月，青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中国有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等29人参加。会后，达林被派来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在青年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2年5月团一大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青年共产国际的下属支部。针对当时团内青年学生成分过重，青年团的工作以学生为主的现象，达林给团中央写信，指出中国应该注意把目前狭窄的学生小团体变成青年工人的群众性组织。但是，青年共产国际的提醒并未受到足够重视。团一大召开后，团的主要工作大多还是搞学生运动，如何团结发动青年工人、农民并没有摆上团的议事日程。 1922年12月，青年共产国际“三大”召开，大会通过了《关于东方运动决议案》。决议案中，青年共产国际肯定了中国青年学生在中国革命斗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认为他们是“中国最积极的社会力量”。青年共产国际对中国团的组织情况做了分析，认为“但其内部，亦颇有一般学生运动的思想和色彩”。从青年团的组织来看，存在着缺乏革命信仰和纪律性以及脱离群众的问题，而这些都阻碍了青年团的发展。青年共产国际要求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从以前“专门注意学生运动”，今后要“着实努力于扩张范围，运动到青年工人农人队里”，“集中其组织和宣传到工人阶级的青年身上去”[3]。 大会结束前，青年共产国际又致函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现在，既得你们代表的报告，我们察觉：你们的革命工作之成功大部分在学生界之内，团员也以学生为多，这是团体中种种不好现象的原因”。再次提醒这种单一的组织结构容易出现组织观念和纪律上的问题。青年共产国际认为，这一做法妨碍了团的发展，使其脱离青年群众，变成狭窄的学生团体。因此，青年共产国际要求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根源上改变工作基础，将工作范围扩大至农工青年，“必须即刻开始工业的大都市中之青年间的运动”，要为青年工人争取法律地位，开展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在他们间“大大地增加团员”，同时重视农民青年的组织工作[4]。 由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青年共产国际的东方支部成员，因此，青年共产国际的指示就带有领导及指导的意味，来自青年共产国际的意见受到中国青年团的高度重视。青年团为此曾在1923年1月6日专门给各地发出通告，“促各地同志多介绍青年工人入团”，指出“我们大会规定我们的团体是青年无产阶级团体，可是我们现在却成了一个‘学生团’，甚至对于青年工人问题竟不加以注意，这是何等危险的现象！”[5] 二、关于青年运动中是学生运动重要还是工人运动重要的争论 青年共产国际关于重点做工农青年工作的指示在当时团内引起争论。争论主要以文章的形式进行，围绕什么是青年运动，青年运动是否就是学生运动以及如何看待学生运动等问题，不同见解的文章先后发表在团中央机关刊物《先驱》上。代表人物是当时的团中央局书记施存统和后来团二大上当选中央局委员长的刘仁静。 1.刘仁静等人认为开展青年工人运动更重要 当时团的一些领导同志认为，虽然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起到重要作用，但学生运动只是青年运动中的一部分，不能代表整个中国青年的运动。他们受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认为只有青年工人的运动才能对中国的国民革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青年工人才是革命的先锋军。 陈为人(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成员之一，参加过青年共产国际二大。团一大后，陈为人作为团中央的特派员负责创建北方青年团组织工作)主张青年运动应该包括青年工人、青年农人、青年兵士以及青年学生，以一切劳苦群众青年为基础，而不仅仅以学生为基础。他认为青年工人、农人、兵士，“他们的地位在社会上都极重要，军阀利用他们去涂炭人民(打战)，资本家利用他们去攻击工人阶级；我们亦可教导他们去反对军阀和赞助资产阶级的发展。我们若将这些的青年运动不做，单以学生为青年运动，那是何等的荒谬啊！”[6] 敬云(刘仁静，北京早期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3年8月，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团中央局委员长)参加了青年共产国际三大，并且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分组讨论中做了汇报。回国后，他按照青年共产国际的意见，针对中国青年运动中只重视学生运动的现象提出尖锐批评。刘仁静依据他对中国革命进程的设想，发表了《青年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之意义》、《学生运动提案》、《再论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答存统》等文章，认为现阶段幼弱的无产阶级联合小资产阶级做国民革命运动，下阶段在产业发达阶级分化后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进行社会革命。实际是按照俄国革命模式推演落后中国的革命发展情况。加之依据青年国际对中国青年团的要求和对中国学生运动的定性，他主张：“现在横在我们的前面的紧要问题不是学生运动”，乃是怎样组织工人、兵士，向其宣传，帮助他们争得政治权利，反抗军阀。如果仅安于学生运动而忽略其他紧急问题，会使反动派的势力在工人中渐长。他甚至认为学生运动只在落后国家的革命阶段才有意义，目前进行的学生运动对“于中国的革命运动是无多大的直接的助力的”[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