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5)05-0062-06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5.05.010 西方一直对东欧国家转型后变迁的住房体系对青年一代的影响保持相当程度的兴趣。我国曾经和东欧国家在改革之前形成了相似的住房体系，同样经历了作为转型过程中重要组成部分的住房体制改革，并且都先后建立了以私有化和商品化为导向的住房市场体系。在转型后的住房市场下，青年们都有着一条和他们的父辈截然不同的获得住房与选择居住方式的道路，都作为国家的第一代群体面对着日渐成熟和强大的住房市场力量。然而，我国更多地关注于西欧和美国等发达国家住房体系的建构，而相对忽略了和我们拥有相似起点和转型过程的东欧国家住房体系在20多年的变迁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国的借鉴意义。即使有少量中文文献关注于东欧国家的住房体系的建构和住房市场的发展，但它们也主要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一国一地的宏观层面，而忽视了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住房体系变更对特定群体的影响。因此，本研究的目的主要有：1.通过国际视角来探讨东欧转型国家住房体系和住房市场变迁；2.在这样的背景下，采用欧洲社会政策研究中最近在宏观和微观因素动态互动视角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中观(meso)视角来讨论和分析造成东欧转型国家青年一代住房困境的现状和成因；3.总结东欧转型国家住房体系变迁和住房市场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为我国进一步的住房改革和解决年轻人住房问题提出相关的建议。 一、东欧国家住房体系的转型 “转型”一词的定义在西方学术圈曾经引起了很多争论[1]。其中，最为普遍的解释即是从中央控制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或者从国家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然而，当考虑到这深刻的转型过程不仅仅包括经济上的改革，同时也包括了政治和社会的巨大转变的时候，一个更为普遍的定义被提出，即从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向一个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的转型[2]。同时，这一定义也暗含着转型的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将在某一合适的期限内实现西方发达国家类似的繁荣[3]8。然而，近年来对东欧国家转型的定义出现了较多的争议。这一过程不再被认为是一个短时间内的政策问题，即在一定时期内从一种稳定的状态进入另外一种稳定的状态，或者从一个普遍接受的开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走到另一个共同的终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的研究显示，东欧各个国家经过长期的转型先后走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市场经济道路，并且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有各自独特的位置。 转型前，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住房体系也曾经被认为具有共同的特点，即高度中央化的国家对住房的所有权，以及国家对住房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高度控制[4]。同时，东欧国家住房模型也被西方学术圈广泛接受。这一模型被总结为两大特征：1.通过政府和合作储蓄银行直接控制住房的投资、消费和补贴；2.通过对私人住房形式和市场机制的排斥，间接控制居民的收入[5]365-386。这第二点也被解释为国家以低价格的食物和低成本的住房，来实现以低工资为特点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的运作[6]。这一公共租赁的住房体系被认为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起到积极的作用，它不仅修补了战争对于东欧城市的破坏[5]365-386，同时也被认为满足了当时日渐增长的流入城市人口的需要[7]。当然，西方学术圈更多讨论的是转型前东欧国家的住房体系的共同缺点，如在公共租赁的住房体系下，较差的城市居住环境，大量的住房短缺，房屋的建筑质量低下，基础设施缺乏，居住条件的拥挤，房屋投资和建设的无效率以及分配方式的不合理、不平等，等等。 然而，东欧国家转型前住房体系的国家差别在近年来被逐渐揭示和研究，多样化的视角被认为对转型之后东欧国家各具特色的住房体系的构建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如，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社会主义时期住房体系的重大差别就被作为一个突出的反例，挑战了之前西方学术圈对于东欧国家住房模型普遍存在的认可。在匈牙利，国家将大量资源投入住房的建设，形成了中央高度控制重度补贴下的低租金公共租赁住房体系；而在保加利亚，政府对住房体系的财政补贴少，形成了占比较低的公共租赁住房体系，同时政府对私人自有住房的控制也较弱，以致让保加利亚拥有80%的自有住房比例[8]270。尽管面对着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和控制体系，同时，东欧各国的住房部门在这一时期尽管都面临着严格的中央计划和管制，个人因素和市场机制从来没有被完全地排除。大量住房依靠个人收集的材料和劳动“自建”完成，非正式的住房交易市场也一直存在[9]32。因此，多用于分析社会主义的政策效果的决定论，即只集中于宏观视角和结构性因素而忽略了微观视角和个体能动性的自上而下的分析框架逐渐被批判。 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期政治改革的开始，东欧国家也开始了以大规模快速的私有化公共租赁住房和住房责任去中央化为特点的住房改革。住房改革的原因不仅仅被认为是实用方面的政府减轻其财政负担，也被认为是选择一种新的管理模式以及应对当时出现的通货膨胀的措施[5]365-386。东欧国家这一时期的住房改革被认为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各国的重点主要在于快速地增强市场力量以及减少政府对住房部门的干预，这也是当时吸引了大量学者集中研究的阶段；第二阶段，各国的重点转向了相关机构改革、法律改革和财政改革。这一阶段被认为极其漫长，一直到现在都还在其进程之中[10]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