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2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29X(2015)06-0014-11 doi：10.16405/j.cnki.1004-129X.2015.06.002 一、研究背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的住房体制经历了从以公有产权为主体的住房实物分配体制向以居民所有为主体的住房商品化体制的转变。[1-2]随着住房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住房问题在过去十几年间成为我国重要的经济、社会和民生问题，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表现突出，并随着房价的飞涨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 住房问题的核心是城市青年的住房问题。[3]研究发现，尽管中国城镇居民的住房拥有率不断上升，从20世纪80年代的20%迅速增加到1996年的46%，2010年更高达75%，[4]但城市青年作为既享受不到政府保障房、又买不起商品房的“夹心层”，其住房状况不是很理想。大多数青年人无力购房，产权拥有率较低。[5]本人或配偶拥有产权的仅占18～35岁城市户籍青年人口的近三成。[6]多数青年以与父母同住或租赁住房为主，购买住房则需要来自父母的支持。[7-8]影响城市青年住房状况的非制度性因素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态、经济水平、流动特征以及父母的职业、收入、子女数量等。[9-10] 由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普遍实施以及政策要求的城乡差异，目前城市青年中很大比例是独生子女。调查显示，独生子女更可能与父母同住，结婚是决定其单独居住的主要因素，此外，性别、独生子女的婚配组合(如“双独”、“单独”、“双非独”等)、父母资源、需求和观念等都会对独生子女婚后的居住方式产生影响。[11-13]在中心大城市与父母分开单独居住的已婚青年中，自己购买房子的比例接近50%，父母为其购买房子的比例接近30%。父母为已婚独生子女买房的比例比已婚非独生子女高10%左右，而后者租房的比例比前者高10%左右。[14]一项对“985”高校毕业生住房状况的调查显示，独生子女的父母更可能为子女买房或付部分房款。[15] 改革开放之后的乡城流动已经改写了中国的城乡风貌，与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选择在城市安家落户相对应的，是他们并不能享受住房改革所带来的收益。既无单位的住房补贴，也较少能够获得分配低价房或廉租房的资格，更无力购买价格飞涨的商品房，流动人口的住房问题成为中国城市新兴的和迅速增长的贫困问题之一。[16]受住房供给条件和需求能力的限制，流动人口相较城市户籍人口在住房的可获得性、住房条件和居住的社区环境等方面都相对较差。[17]与非流迁人口和迁移人口相比，流动人口的住房拥有率低得多，租赁是其获取住房的主要方式。[18-20]住房已成为阻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重要瓶颈，住房困境的背后则是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失灵。流动人口的居住质量和居住格局为城市底层社会的形成提供了土壤。[21] 我们发现，虽然城市住房问题近年来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但目前对城市青年住房问题的研究仍显不足：整体上缺乏对城市青年住房来源的系统分析，相关研究在对象和年龄界定上尚不统一；针对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流动青年与非流动青年住房来源的比较研究还较少见。基于此，本文将利用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通过比较研究，着重观察城市独生子女和流动青年的住房来源与非独生子女和非流动青年的差异，同时关注婚育状态对青年住房来源的影响。 二、研究的问题、理论与假设 购买或租赁是城市青年住房的两个重要来源，我们研究的问题是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住房来源上有没有差别？流动青年和户籍青年会面临同样的住房问题吗？青年人的住房来源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住房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含义，也是社会分层的主要指标之一。[22-24]早在19世纪40年代，恩格斯就曾经对英国曼彻斯特社会居住空间模式进行过分析，从社会阶层的居住空间分割的角度探讨了英国社会的阶层化问题。[25]城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雷克斯和摩尔通过对英国城市伯明翰的住房与种族关系的调研，把不同城市群体获得城市住房资源的途径分为全额购买、贷款购买、抵押租住、公房租住、私房租住等几种形式，认为怎样获得住房、获得哪种类型的住房以及通过何种途径获得住房反映了城市居民的阶级特征(housing classes)，并成为社会不平等的来源之一。[26]英国社会学家桑德斯从消费社会学的视角对住房所有权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注意到了通过政府提供和市场购买两种不同途径满足包括住房在内的消费需求的人群间的差异，以及住房产权拥有者和房屋租赁居住者之间的不断扩大的财富差异。[27] 我国住房层级化现象同样非常明显。在改革前的住房实物分配制度中就存在着因政治权力和官方身份而形成的显著的住房分层；城市住房体制的改革不仅使原有的住房不均等结构得以传承和固化，而且形成了新的基于财产的住房分层秩序。[1][4][28]对中国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发现，户主职业地位高的住户在产权拥有率、购买租赁比、购房能力(特别是购买新建商品房)上均表现出显著优势；管理精英和专业精英的家庭所拥有的住房往往面积更大、质量更好。[29]目前中国的城市住房分层结构呈现一个从低到高依次由无产权房阶层、有产权房阶层(福利性产权房阶层、商品性产权房阶层、继承性产权房阶层)和多产权房阶层构成的“三阶五级式”结构。[30]不同类型的住房作为一种符号和标志，传递着居住者经济收入、社会声望等多方面的信息。[31]住房所有权背后所代表的财富对社会阶层的认知有重要影响；住房财富的分配不均极有可能恶化社会阶层间的不平等并深化社会结构的内部冲突。[32]获取住房的方式、住房差异以及住房分层导致的结果往往相互作用，其中职业、教育、收入和家庭生命周期等是重要的影响因素。[25][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