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谈及“青年”(Youth)，常常都会将其自然而然地视为一个与生命成长相关联的年龄群体，一个与成年人相对应的社会范畴。但是，有关这一年龄群体的“年龄”界定或者说“青年”这一年龄群体的边界划定不断推后，却最清楚不过地显露出这一群体的社会建构意义。换言之，作为一种年龄群体，青年本身的出现、具体年龄的确定和变动都无一不是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结构及其变动的产物。在此之前，童年或幼年之后便是成年；或者说，传统社会的年龄划分在成年之前是未成年，并不存在一个被称作“青年”的过渡时期。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在现代教育出现以前，不仅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青年”，而且因为一些特定的原因，使得年轻人对家庭、家族乃至社会的依附比其他国家或民族更甚。但是，自近代以来，在西方的影响下我们古老的民族被迫跨入现代门槛之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尤其是现代教育的发展，不仅催生了“青年”登上历史舞台，并在此后100多年间发生了迥然相异的历史蜕变。 一、社会变迁与中国青年的百年蜕变 中国社会的变动及因此而生的“青年”的诞生，总体始于近代以来因西方的侵入而导致的中国被迫跨入现代门槛之时。具体说来，从1840年到1911年，在这70余年的时间里，从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到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一次次惊涛骇浪使得原本自以为雄视天下的中华帝国风雨飘摇，但同时也促成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与变法，而近代教育改革正是这一系列改革和变法的核心环节之一。当然，我们也不能将教育改革的意义仅仅限定在教育领域，显然，创设现代学校、改革教育制度、向外派遣留学生，以及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动摇了千百年来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家伦理，也最终在1911年引爆了导致清王朝覆灭的辛亥革命。 从中国“青年”正式登场算起，至今已逾百年。这一百年是中国社会风云激荡的一百年，也是中华民族从“挨打”、受辱到抗争，再到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百年。在这一百年的历程中，中国“青年”始终与我们的民族相扶而行，既经历了苦难，也获得了锤炼。与此相应，陈映芳将20世纪上半叶中国青年的蜕变过程，分为“激进青年”和“革命青年”这前后相继的两代人①；张永杰、程远忠将中国共产党人自1921年“打天下”始直至1985年的60余年划分为四代：第一代是毛泽东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最后一代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涌入大学校园的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们，在他们之间是1980年代时“那些50多岁、不苟言笑、庄重拘谨，无论做好事、坏事都极认真的我们这个社会的父辈”，以及“那些名声不佳的造反者，闻名中外的‘红卫兵’，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应试者”②；10年后，武俊平在《第五代人》中将蜕变的叙述延展到70后和80后，“他们和第四代人的显著区别是，第五代人从懂事起，就置身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他们没有对传统束缚观念太多的记忆，这不但把他们和第四代人区别开来，而且也和前三代区别开来”③。上述关于中国青年蜕变的代际论述，不仅在时间上前后相继，而且都秉持了基本相同的叙事立场：同一代人“由于共同经历了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产生了共同的思想观念、价值态度和相同的行为方式和利益诉求”④。 在青年研究话语的建构中，我们赞同重大历史事件是划分“代”尤其是“社会代”的标准，但基于相当多的历史事件哪怕是重大历史事件都具有同质性，因此我们更倾向于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打包”，从长时段的角度探讨重大历史时段而不是其间的历史事件对代际划分的影响。如此，我们认为如果谈论一百年来中国青年的蜕变历史，在陈映芳的“激进青年”和“革命青年”之后，更具特色的代际群体是“造反青年”和“世俗青年”。从“激进青年”历经“革命青年”和“造反青年”，直至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70后、80后乃至90后组成的“世俗青年”，应该就是一百年来中国青年完整的蜕变历史。 “激进青年”是20世纪前30年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青年一代，既包括国民革命前后的一些青年中坚，也包括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1898年戊戌变法的失败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刚刚成长起来的中国青年一步步走向“激进”的两个时间节点；而清王朝对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杀戮和1927年后国民党的法西斯主义统治是导致青年一代激进化的两大助推器。同康有为、梁启超甚至谭嗣同这些锐意革新的前辈不同，“激进青年”虽然深受前者的影响但他们已不是“维新派”，而是立志推翻清朝甚至所有旧制度的“革命者”。但是，从1898年到1910年间，“当失败接踵而至，集体目的意识变得难以为继时，这些价值就转化成一定水平上的个人行动，而革命英雄主义思想也就逐渐控制了激进派的想象力”⑤。 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并没有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的面貌，反而使得中国社会陷于分崩离析之中。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先前就在青年中流行的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马克思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国家主义、自由民主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伴随着旧思想和旧传统的式微，进一步为更为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接受、提倡并予实践。从这时起一直到1930年代甚至1940年代，在新兴的中国青年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不断升温的激进化趋势，其具体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及其激进化，以及学生运动的激进化。尽管导致中国青年激进化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如刘再复所说，马克思主义及其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动因⑥。直到1937年后，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近代以来本已风雨飘摇的中国更是陷入了灭顶之灾，以致“五四”以来由中国青年奏响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曲发生“变奏”，如李泽厚所言，最终“救亡压倒启蒙，农民革命压倒了现代化”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