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困扰着哲学家的诸多问题中，“一”与“多”的关系无疑具有中心性的地位。长期以来，围绕着如何理解和解决“一”与“多”的关系，哲学家们提出并设计了各种解决方案，并使得这一问题成为哲学探究的重大主题。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围绕着“一”与“多”的关系，形成了哲学中的一个“问题家族”或“问题域”，实体与属性、普遍性与特殊性、同一性与差异性、同质性与异质性、一元与多元、本质与现象、中心与边缘、理与事等一系列哲学中带有根本性的矛盾关系均与之同根同生，它们贯穿于哲学发展史，至今仍然是让哲学家们苦恼不已的永恒而常新的重大问题。如何以一种合理的方式理解和解决这一问题，对于推动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 一、“以一驭万”与“以多解一”的死结：困扰哲学发展的重大课题 究竟如何理解并解决“一”与“多”的关系？综观哲学发展史，人们可以发现两种最具代表性的思路：一种是试图以“一”涵盖和统率“多”，这可以称为“以一驭万”的思想模式；另一种则与之相反，它要拯救被“一”所压制的“多”，以“多”化解“一”的专制，这可以称为“以多解一”的思想模式。无论是在哲学史上，还是在今天的诸多重大理论论争中，这两种理论模式交替出现，相互对峙，形成难以克服和超越的两极对立难局。 “以一驭万”的思想模式根源于追求和获取终极确定性的欲望和野心。面对异质性、多样性的现象世界，人们感受到“众声喧哗”的不确定性，感受到“无秩序”的“离乱”，感受到“无物常驻”的“幻灭”。如何克服这种不确定性、离乱与幻灭？最根本的途径是“发现”支配、统率和规定异质性和多样性的同一性的终极原理，以之为根基，即可获得理解和把握整个世界的“阿基米德点”，依靠这一“不可动摇”的支点，将一劳永逸地克服不确定性的威胁，抵达最为圆满和超越的境域。 传统形而上学即是这种“以一驭万”的思想模式的典范，把万物追溯到“一”，以“一”控制“多”，是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主题与使命。亚里士多德把形而上学视为“第一哲学”，把“存在”视为“第一哲学”的核心问题，而“存在”构成了一切“存在者”的终极原理与原因，破解了“存在”之谜，也就等于获得了对多样性世界的终极解释。亚里士多德对“第一哲学”的这种设定，在哲学的漫长发展过程中，奠定了哲学最典型的自我理解。无论是把“一”把握为至善理念、第一推动者、绝对精神等的神本形而上学，还是把握为先验自我、我思等的主体形而上学，都是通过对某种同一性的实体的悬设，实现对多样性和异质性的现象世界的支配与掌控。 “以一驭万”的“一”既是知识之“一”，也是价值之“一”，同时还是人性与社会历史之“一”。在知识层面，形而上学关于“存在”的知识是掌握着其他一切具体知识的最高知识；在价值层面，形而上学对“存在”的设定中蕴含着对圆满生命的终极信念；在人性与社会历史层面，形而上学的终极存在规定了人的本质和生存意义与社会历史运动的“根本大法”。因此，传统形而上学的“以一驭万”就是要奠定和颁布知识、价值、人性和社会历史的“宪法”，确立自身对于它们的不容置疑的终极“立法权”。 “以一驭万”的思想模式遭到的最根本的挑战在于：“第一哲学”所设定的终极支点自身的合法性何以能够证成？“一”与“多”究竟何者更具有真实性？无法被“一”所涵盖和包容的异质性和多样性的存在空间是否有其不能被抹杀的存在价值？“以多解一”的思想模式把哲学和思想的深刻危机归咎于“以一驭万”思想模式的专制性和独断性，并把消解形而上学实体的一元统治，拯救和恢复异质性与多样性不可消解的存在，作为自身自觉的任务。 在哲学史上，“以多解一”的思想模式与“以一驭万”的思想模式如同“欢喜冤家”，始终相伴相随，对形而上学一元化的、总体性的抽象实体的消解，与“以一驭万”的欲望构成如影随形的“伴侣”。当苏格拉底苦思事物同一性的“普遍定义”时，智者学派则要拆解同一性的普遍尺度，为认识和事物的流变性和异质性进行“巧言令色”的辩护；当中世纪神学家为上帝神圣的“永恒在场性”进行论证时，一些唯名论者却在为不能还原为共相的个体进行辩护；当启蒙思想家把普遍的理性视为主宰世界的不二法则并满怀以理性征服世界的信念时，浪漫主义却在为跳出理性的抽象铁笼，呈现人的心灵世界、历史文化和自然气象万千的多样性而不懈努力。这一点在现当代哲学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表现。在消解传统形而上学的旗帜下，对异质性和多样性的捍卫，成为众多哲学流派的共同思想旨趣。他们或者拒斥对思想和知识的一元化理解，通过语言游戏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彰显思想和知识的差异性与异质性；他们或者拒斥对于生活意义和人生价值的单极化理解，基于不同价值和不同生活方式的相互冲突和多元化，为每个人的多样化的自由选择创造空间；他们或者拒斥对生活世界和历史运动的一元决定论理解，基于生活世界的开放性和历史运动的多向性，抗议生活世界与历史的同质化……所有这些哲学流派虽然理论背景与立论基础各不相同，但却有共同的旨趣，那就是拯救被同一性压制的多元性，为异质性和差异性的荣誉正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