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现在不得不加以抵制的各种理论诱惑中，有一种最大的诱惑就是正义的诱惑。因为在当代，第一哲学就是政治哲学，政治哲学的第一概念就是正义概念。在正义概念占据霸权的时代，正义的观念正随着全球化的全面扩展和深入推进而大放异彩。关于正义的文章与书籍“犹如雪片似的涌现”，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不仅有“正义诸理论”、“正义诸领域”、“正义诸概念”，而且也有各种版本的“正义的历史”和别出心裁的“正义修辞学”。在这样的时代，似乎一切事物都要与正义发生关系，所有的理论都要与正义对话，特别是政治理论，如果不涉及正义，它就没有充分的合法性。起码也要对正义表示形式上的尊重，否则就会被孤立或者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 在此氛围下，把马克思与正义关联起来，已经成为一种新时尚。即使马克思没有正义理论，他要继续成为“我们的同路人”，也必须或多或少地与正义“搭上”关系，唯其如此，人们才能拥有一个充满时代气息的马克思，一个与正义休戚相关的马克思，一个与正义同步发展的马克思：他不再高傲地俯视正义、蔑视正义、拒斥正义，而是放下身段，谦虚地倾听正义的呼声，然后学着用自己的方式来匡扶正义。不可思议的是，这种正义对马克思的笼罩、包围与置换，却恰恰是对正义激进抵制的结果：一种试图把马克思的资本批判与正义视角分离开来的分离主义的努力最终引起了正义的反扑。尽管产生如此糟糕的结局，但我们还是必须对那些挺立于理论孤岛之上高举抵抗大旗的智识英雄表示敬意。这其中最不寻常的人物是两个美国学者——罗伯特·塔克尔和艾伦·伍德——他们分别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之前和之后，以马克思的名义发动了阻击正义的战斗。 在塔克尔《马克思的哲学与神话》(1961)出版21年之后，在伍德的《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1972)发表十周年之际，又一个美国人——艾伦·布坎南——重新拿起批判的武器，对权利和正义发起了新一轮的攻势，看其架势，是要把正义批判的维度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全面铺开。这无疑是还原“原初状态”的一种“矫正正义”行为：渴望完整地复原马克思面对正义时的内心状态与外部表现，因此，它或许是某种奇特的怀着正义冲动的反正义的正义现象学。艾伦·布坎南的工作背景是他首先为之命名的“塔克尔—伍德命题”，并且在总体延续了这一命题所蕴含的批判精神，只不过，有鉴于伍德的“春季攻势”所造成的巨大反弹和复杂局面，艾伦·布坎南试图在战术上做出一些策略性调整：开辟新的战线，采取内外夹击，并且，不再拒敌于城门之外，而是诱敌深入，巧妙地利用对方的弱点，以夷制夷，出奇制胜。这是一个老剧本，但是上演的却是新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马克思与正义》。 《马克思与正义》中最出彩、也是最富哲理的一个表述——“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是正义的，但他却忍住不说资本主义不正义”①。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表达，也是一个令人疑窦丛生的表达。事实上，我们从马克思所有的文本中，确实找不到“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这样的语句。如果单单从这个文本依据出发，我们完全可以说，马克思不是忍住不说，而是他根本就不这样说。“忍住不说”与“不说”具有不同的意义。譬如，“忍住不笑”与“不笑”的意思就不一样，“忍住不笑”是本来想笑、本来就要笑出来，却由于某种原因把笑的冲动给抑制住了，而“不笑”则是客观地描述一种没有做出的动作，由这种没有做出的动作并不能推出施动者原本一定要做出这个动作。布坎南之所以基于马克思没说过“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这一事实而不得出“马克思不说资本主义不正义”的结论，反而得出“马克思忍住不说资本主义不正义”，是因为他相信：马克思一定认为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既然确信“资本主义是非正义的”是马克思的真实立场，同时又确实没有发现马克思这样说过，要把这两个并不直接贯通一致的方面衔接并协调起来，“忍住不说”就成为一种最巧妙的说法。 尽管布坎南是一个衔接能手和协调专家，但是，把如此的“隐忍”加在马克思身上，还是难以避免人们对“隐忍”本身的怀疑。从马克思本人的气质来看，他似乎并不喜欢遮遮掩掩、欲言又止、吞吞吐吐或者模棱两可。马克思怕什么呢？马克思有什么难言之隐吗？到底是什么使马克思心里这样想嘴里却不这样说呢？在《共产党宣言》结尾，马克思不是说“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吗？为什么马克思认定的东西他自己却不愿说出来呢？马克思既然敢大张旗鼓地宣布“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为什么就不能公开断言“资本主义是非正义的”呢？ 布坎南在《马克思与正义》最重要的一章——“马克思对正义和权利的批判”——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假如马克思申斥剥削是一种不正义，那么这将促使马克思得出如下结论：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正义的社会并且其优越性即在于此。这一结论无疑将遮蔽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激进品格和他的共产主义眼界。因为，一旦我们把握了马克思分析的深度，我们就能够意识到，对马克思而言，也许对资本主义——和所有的阶级社会——最致命的控诉之一就是它们的生产方式具有如此的严重的缺陷，以致分配正义的原则根本不可或缺。在马克思看来，分配正义原则的必要性正是构成社会核心的生产过程存在缺陷的决定性症状。这种正义探讨的要害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优越性并不在于它幸好有效地实施了正确的分配正义原则从而解决了分配正义问题，而在于它使分配正义的整个争论成为多余。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