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重要的文献之一，也是马克思研究和批判蒲鲁东所著《贫困的哲学》的一部论战性著作。过去学界无论是对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重要思想背景和资源之一的蒲鲁东思想的理解和评述，还是对这些著作文本细节的解读和思路的比较，都存有较大的偏颇和遗漏。有鉴于此，笔者认为：首先应当在整体把握蒲鲁东的思想原貌、厘清马克思和蒲鲁东之间的复杂关系、了解国内外相关研究状况等的基础上，逐一对上述两部著作共同涉及的重要议题，诸如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方法、所有权问题、价值理论、分工与机器观、垄断与竞争理论、社会革命观及共产主义学说等，一一进行深入的甄别和讨论；进而再现马克思通过辨析蒲鲁东的“形而上学方法—政治经济学重组—社会主义学说(社会革命理论)”这条思想主线，对自己思想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进行系统思考和整合的过程；最后，将马克思的上述致思路向置于思想史进程和当代社会实践图景中予以客观的历史定位。 一、批判对象思想原貌的直接呈现 就其性质而言，《哲学的贫困》是一篇带有强烈针对性的批判性著作，这基本上符合马克思早期理论建构的特殊性，即他往往是从与不同“对手”的论战中得出相关结论的。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中须对马克思的论战对象及其思想作重新甄别和理解，蒲鲁东必然不能除外。事实上，以往的研究对蒲鲁东的认识和理解是较为匮乏的，甚至有将其“脸谱化”的倾向。研究者们普遍只用马克思相关著述中的描述就对蒲鲁东盖棺定论，如彻头彻尾的小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经常在资本和劳动之间、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摆的小资产者等，忽视了其思想本身的独特性和复杂性。缺乏对研究对象及其文本的完整而准确地把握，这既对于批判对象来说有失公允，又在实际上影响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其思想的理解和解释。通过重新阅读、梳理蒲鲁东的若干著作，我们就会发现：蒲鲁东不但几乎关注当时所有的重要社会问题，而且在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联、理论与变革社会的实践的关系、社会革命的方式等问题上有着独到且深入的见解。 众所周知，蒲鲁东的思想探索是从关注贫困问题开始的，他对旨在宣扬众生平等的基督教何以不让每个人都普遍享有社会福利充满不解，并最终形成这样的构想：通过哲学的实证化(即构建一个有内在联系的宗教信仰和哲学信仰的完整体系)来解决包括贫困在内的各种主要社会问题。他主张先在比较各种宗教体系和仔细研究语言形成的基础上求证出宗教信仰或哲学信仰的现实性，再经过一系列严格的逻辑推理，就能使传统哲学成为一门实证科学。在蒲鲁东看来，只有用科学的方法和严谨的态度来进行关于人和社会的研究，才能避免“走”思想和制度方面的“旧路”；语言学和文法研究是最为科学的和严谨的学科，根据语言的起源及方式可以确证人类信仰的源泉和支脉，从而为心理学开辟新的领域并为哲学找到新的法则。与此同时，蒲鲁东把“平等”和“正义”确证为人类社会的最基本原则，他主张劳动者应该在社会中平等地享受各种福利，不应普遍生活在贫困状况之中，更不应对这种悲惨的境况“逆来顺受”、把贫困当成对原罪的救赎。 对贫困问题的持续关注将蒲鲁东导向所有权批判，他在《关于星期日的讲话》(De la celebration du dimanch)中否定将自杀归结为宗教问题的命题，转而论证贫困如何成为源于所有权的社会问题，并将宗教仪式的作用限定于卫生道德以及家庭和社会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蒲鲁东在这篇文章中所提出的许多重要论断，如“王权就是神话”、“宗教是自我意识的空想”、“所有权就是盗窃”、“政治共同体(共产主义)已经死亡”、“消灭所有权”等，几乎蕴含了他今后所有重要思想的萌芽。到了《什么是所有权》中，蒲鲁东直接将所有权归结为一切社会流弊的总和①，提出要在“正义”原则的指导下通过所有权的“批判”与“重建”来实现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化，从而正确地指导实践、解决贫困问题，最终实现作为超越共产主义和所有权的第三种社会形式的自由。他所运用的具体方法是：(1)重新明确“正义”原则的定义、必要性、体系和公式，检视所有权与正义原则是否相符，以完成对所有权理论的破坏工作；(2)从人性论出发，寻求所有权的存在性与不合理性并存的根源，指明重建社会形式的方向。在此基础上，蒲鲁东力图求得一个“绝对平等的体系”(système d'égalité absolue)，“在这个体系之下，除去所有权或所有权流弊总和之后的一切现有的制度不但可以存在，而且它们本身还可以用来作为平等的工具……一个用作过渡手段的立即可以实行的体系”②。 根据蒲鲁东的解释，建立“绝对平等的体系”必须诉诸一个哲学基础，即“系列辩证法(dialectique sérielle)”或“系列(série)定律(方法)”，这是他在《论人类秩序的建立》(Da le création de l'ordre dans l'humanité)中提出的。蒲鲁东认为，这种方法不仅是认识的方法，还是社会存在的原则，因为整个人类社会是由其全部成员彼此制约而构成的统一整体，或者说是所有成员都具有同等重要性的特殊系列。这样，蒲鲁东就从“系列”方法中推导出平等来，他随即将上述方法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重构中，使之真正成为一门“在行动中的形而上学(métaphysique de la action)”或与哲学紧密结合的“社会经济学(science économique)”③。他在《贫困的哲学》中将构成价值理论即产品的比例性关系理论视为社会经济学的基石，描绘了“社会天才”确立构成价值的过程，即“经济进化的系列”，亦即“经济矛盾的体系”。这一系列始于分工、止于人口，其中的每一个范畴或阶段都带有二律背反性质，有着益处与害处；后一阶段始终是为了解决前一阶段的矛盾而出现的，直到解决了全部矛盾为止；只要回到各个矛盾的起点即价值的二律背反，按照一项统一的公式即构成价值理论，就会解决全部矛盾。质言之，只要确定了价值的构成(其途径为产品的直接交换)，就能实现公平、平等原则，就能解决贫困问题。上述观点贯穿了蒲鲁东理论研究和政治生涯的始终，他所提出的各种社会改革方案皆出于此。在整合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同时，蒲鲁东还力主将社会主义囊括进来，用形而上学方法探索社会发展的永恒规律：“重新研究事实，研究经济惯例，找出它们的精神所在，阐明它们的哲理”④，将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中各自“好的方面(bon c
té)”协调成为一个“合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