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5)05-0009-08 通常，我们只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的重要理论来源，却相对忽视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密切关系。实际上，黑格尔和马克思都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有密切的理论渊源关系。在一定意义上，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家中唯一真正关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而马克思正是借助黑格尔的“哲学经济学”，批判和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又借助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超越了黑格尔哲学，最终实现了“经济学-哲学”的双重革命。 一、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7世纪中叶，结束于19世纪初，它的发展历程，从威廉·配第开始，经亚当·斯密推进，到大卫·李嘉图完成。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和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体系，古典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它从批判封建的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的残余开始，证明它们必然要被资本主义形式所代替，然后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相应的交换形式的规律从肯定方面，即从促进一般的社会目的的方面来加以阐述。”①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强调：“我所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从威·配第以来的一切这样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相反，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②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交换关系转向生产关系，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大进步和贡献。但由于阶级立场和历史发展的局限，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却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自然的和永恒的超历史存在，因而不能“从否定方面来表述它的规律，证明这种生产方式由于它本身的发展，正在接近它使自己不可能再存在下去的境地”③。针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这一缺陷，马克思深刻指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④但对这一界限，古典政治经济学自身既无自觉意识，更无法自我突破，而最终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并超越。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提出了“劳动价值论”。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之父的威廉·配第，是从重商主义到古典经济学理论演进的代表人物。他强调“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⑤，并肯定地声明“等量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的“通用尺度”。这实际上就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萌芽和雏形。然而，由于配第过分局限于流通领域，而且当时工人阶级的条件尚未得到发展，因此他始终对使用这一通用尺度的可行方式心存怀疑。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亚当·斯密被称为“国民经济学的路德”，他的《国富论》是政治经济学领域里明确批判重商主义的标志性著作。在这里，斯密的目光开始从流通领域转向了生产领域，他认识到“劳动是第一性价格，是最初用以购买一切货物的代价。世间一切财富，原来都是用劳动购买而不是用金银购买的”⑥。斯密第一次提出了“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是国民财富的源泉。在此理解的基础上，斯密通过不懈地寻求生产领域中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努力查明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实际关系，探求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在再生产过程中发挥的影响，从而展现出了自己的天赋。但斯密从来没有研究过劳动产物为什么和在什么条件下必须表现为商品，以及生产商品的劳动必须表现为价值等这些根本问题。所以，在价值的决定上，斯密仍然“是踌躇莫定的”⑦。大卫·李嘉图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最后和最典型的代表，“劳动价值论”是李嘉图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最高原理。李嘉图强调，商品的价值不取决于付给这种劳动的报酬的多少，而取决于其生产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⑧因此，李嘉图最重要的理论洞见，就在于他将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以及由此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解释，还原为一条可以包罗万象的经济规律——劳动价值论。在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中，他已认识到在生产过程中，物化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通过转移和直接生产耗费的劳动一起决定商品的价值。在这里，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的区分，实际上已经呼之欲出了。可惜，李嘉图终究没能迈出走向真理的这一小步。“李嘉图对于创造交换价值或表现为交换价值的劳动的姿容，它的特殊的决定性，即劳动的性质，没有去研究。”⑨因此，李嘉图没能明确提出劳动二重性的概念，更不可能区分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所以他也就看不到和无法解释劳动对资本由“形式上的从属”到“实际上的从属”的转变，更无法区分“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和“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为基础”这两种极不相同的私有制。这些问题，最终是由马克思“修正版”的“劳动价值论”解决的：“劳动价值论的主旨，是挖掘资本主义秩序之外在表象下的深层结构，使我们能够了解劳动时间的花费轨迹，并发现那些使得工人阶级的未付酬劳动或剩余价值能够被剥夺以及剥夺多少的各种制度安排。”⑩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没能走向“剩余价值论”，反而走向了“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的经济学表达，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在经济生活中的每一个统计数字、每一件素材以及每一种情况中，都能在社会现实中找到和发现相应的经济问题和经济事实。因此，他们求助自然科学的方法，通过观察、归纳、实验等取得所谓的“纯事实”，将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描述为数和量的关系，并找出它们之间的联系和规律。在古典经济学家这里，经验科学法则实际上取代了抽象价值法则。于是，他们就用这种所谓理想的“实证方法”来对抗思辨的“辩证方法”，这种实证方法被马克思称为“资产阶级体系的生理学”(11)。当古典经济学家们把这个方法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上面，就会得出“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由此，导致“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12)。这样，“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13)，资本主义摇身变成了普遍的、永恒的、超历史性存在。对此，马克思指出，像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他们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有利于财富的生产”(14)。在此意义上，古典经济学家就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而古典经济学本质上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经济学表达”。 虽然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其劳动价值理论当中没能澄清政治经济学诸不同范畴之间的差别，但其真正错误却在于它没能在其理论中形成现代劳动概念的历史性和结构性基础，也即其交换价值理论并没有同时承负起一种真实的劳动理论，它并没有真正理解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社会本质与历史形式。由此导致了一种对商品的价值和价格的纯粹数量上的理解，即基于完成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数量来加以理解的“实证论”。所以说，古典经济学“分析劳动的方法是本体论式与形而上学式的——而不是历史性的”(15)。这也就是马克思曾批判过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而政治经济学决不仅仅是实证科学，它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恩格斯语)。也就是说，古典政治经济学缺少分析劳动和资本等经济范畴的辩证法。而在一定意义上，这缺失的一环是由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补上的。 二、非批判的唯心主义：黑格尔“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在卢卡奇看来，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是唯一的德国思想家，曾把英国古典经济学的问题与哲学问题、辩证法问题联系起来”，“在他对伟大的法国革命的革命理想发生迷惑的时候，他对政治经济学的分析研究，他对英国的经济情况的分析研究，给他提供了指南针，使他走出了这个迷宫，找到了他通往辩证法的道路”。(16)虽然卢卡奇的上述观点有些言过其词，甚至把黑格尔“马克思化”了，但黑格尔关注古典政治经济学却是不争的事实。黑格尔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在现代世界基础上所产生的若干门科学的一门”，它从“需要和劳动的观点出发，然后按照群众关系和群众运动的质和量的规定性以及它们的复杂性来阐明这些关系和运动”，它的发展“可以从中见到思想(见斯密、塞伊、李嘉图)是怎样从最初摆在它面前的无数个别事实中，找出事物简单的原理，即找出在事物中发生作用并调节着事物的理智”。(17)对黑格尔来说，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从日常经济生活的纷杂事务中，替一大堆的偶然性找出规律——发现这种必然性的东西。在此意义上，黑格尔认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德国哲学的任务，他正是用哲学的方式关注和研究了政治经济学并完成了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在黑格尔这里，政治经济学只不过是其庞大哲学体系的实际证明和质料补充，政治经济学与其哲学同流合谋了。但不管怎么说，在古典哲学家那里，唯有黑格尔“在哲学上就像除他之外只有马克思做到的那样，认真地对待新生的政治经济学”(18)，所以说，“黑格尔是当时能够认识政治经济学真正意义的为数不多的可以同李嘉图并驾齐驱的学者之一”(19)。在此，我们以劳动和资本为例来具体阐述黑格尔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