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15)06-0003-09 我们在本论文中所要探讨的马克思学说的黑格尔渊源，并不仅仅是指一个关系到思想史中马克思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受到黑格尔影响的问题。这样的影响，毫无疑问是存在的。这里的真正问题只是从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一个单纯的思想史问题，而其实质却总已最为深入地牵涉到对马克思学说的整体阐述，尤其是牵涉到对马克思学说之基本性质的判断了。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领袖同第二国际理论家的重大论战，还是自伯恩施坦以来直到最近那些尝试使马克思在哲学上直接衔接康德的企图，都在很大程度上围绕着马克思学说的黑格尔渊源来展开——或者是力图恢复这一渊源，或者是力图排除这一渊源。因此，本论文的重点是就马克思学说的基本性质来探讨这一所谓“黑格尔渊源”问题，并试图说明：(1)在对马克思主义的阐说中，恢复或排除其黑格尔渊源究竟意味着什么？(2)应当怎样来理解马克思学说的黑格尔渊源？(3)这样一种基本理解对于我们今天的时代之思来说具有什么意义？ 只是当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以其特有的尖锐性对第二国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进行猛烈抨击之时，马克思学说的黑格尔渊源问题才获得了一种超越于一般思想史意义的重要性：它标示着对马克思学说及其性质之相当不同的理解方式和阐说方式。在卢卡奇看来，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是深陷于机械论、单纯直观和实证主义的泥淖中了，因而他们完全阉割了马克思学说之批判的和革命的方面，并从而建立起一整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庸俗解释。既然这种庸俗的解释方案从思想源头上来说是直接依循费尔巴哈的定向来实现的，既然马克思学说的批判性和革命性从思想源头上来说是直接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改造来实现的，那么，拒斥第二国际理论家的庸俗化就意味着再度开启并重新阐释马克思学说的黑格尔渊源。正是这样的思想-理论斗争，把所谓渊源问题提升到有关马克思学说之性质的高度：“对任何想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传统是一项迫切的义务。《历史与阶级意识》代表了当时想要通过更新和发展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方法论来恢复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本质的也许是最激进的尝试。”[1](P15-16) 这一激进的尝试，势必会在思想史议题上提出下述问题：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学说究竟是直接衔接着费尔巴哈，还是直接衔接着黑格尔？如果仅仅从一般的思想史着眼，那么这个问题似乎是不恰当的，甚至是无意义的；但是，倘若这一议题如前所述是牵扯到对马克思学说之不同的理解方案和阐说立场，那么，该议题就不仅具有哲学理论上的重要性，而且必须对之作出关乎理论性质之判断的正面应答了。 正是针对第二国际理论家——首先是“梅林-普列汉诺夫正统”——过高估计了费尔巴哈作为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中介作用，卢卡奇才提出了“马克思直接衔接着黑格尔”这一观点。[1](P16)[2](P138，778)当卢卡奇以这种方式同第二国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相对立时，他是正确的和有道理的。因为就像梅林一再完全无批判地为机械唯物主义或自然科学唯物主义辩护[3](P99，146)一样，普列汉诺夫不仅把费尔巴哈、马克思和恩格斯统称为“现代唯物主义”，把这种唯物主义的基础退行性地经由18世纪而归结为斯宾诺莎的“实体”，而且声称：马克思在所谓“哲学本身的问题”上始终保持着与费尔巴哈相同的观点，而马克思的认识论实际上就是费尔巴哈的认识论。[2](P138-139，146，779-780)这样一种理解和阐释定向确实使黑格尔对马克思学说的重大意义完全湮灭无闻了，并且也确实成为第二国际理论家最终沦于直观性质的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的重要缘由。诚然，此种情形并不妨碍这些理论家在思想史上或多或少地承认黑格尔对马克思学说的影响。比如说梅林这位德国社会民主党“唯一的哲学通”，作为《马克思传》的伟大作者，作为马克思恩格斯遗著的最早编纂者，的确曾异常生动地谈论过黑格尔这位老师对马克思所产生的多重影响。至于普列汉诺夫，则更是在其著作中大谈黑格尔的辩证法，对之作出了许多热情洋溢的阐述与发挥，并留下了这样的赞语：“总之，辩证唯心主义把宇宙看成一个有机的总体，这个总体是‘从它自己的概念中发展出来的’。认识这个总体，揭露它的发展过程，乃是哲学家所担当的任务。这是一个多么高贵、多么宏大、多么可羡的任务啊！”[4](P147) 然而尽管如此，卢卡奇却仍然认为普列汉诺夫(甚至恩格斯)的努力“也未见成效”。[1](P42-43)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尽管“梅林-普列汉诺夫正统”可以到处谈论黑格尔辩证法的影响和意义，但这种辩证法在要求被纠正之际，却完全被理解为某种对其哲学存在论(ontology)之基础而言是纯粹外在的东西。正因为如此，辩证法也可以被随意安置在任何一种唯物主义——例如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基地之上；也正因为如此，梅林便把“没有辩证法的实际认识”和“没有实际认识的辩证法”对立起来，以便随时准备为了捍卫“实际认识”而撤销那个本来就属于外在附丽的辩证法。[3](P155-156，160-161)就明确指证这一点而言，卢卡奇仍然是正确的。因为第二国际理论家的要害正在于：他们把辩证法理解成一种纯粹形式的——与任何实体性内容都无关的——空疏方法，也就是在通常所谓“科学方法论主义”中盛行的那种方法。由于这样的方法是纯形式的，所以它理所当然可以加诸任何一种内容(包括任何一种哲学基础)之上；但也正因为如此，这样的方法便完全从属于空疏的理智或抽象的知性，因而根本不是——也不可能是——真正的辩证法(甚或可以用一种富于表现力的说法来讲，它是“反辩证法的”)。海德格尔曾正确地指出，辩证方法在黑格尔那里既不是一种表象工具，也不仅只是哲学探讨的某种方式。“‘方法’乃是主体性的最内在的运动，是‘存在之灵魂’，是绝对者之现实性整体的组织由以发挥作用的生产过程。”[5](P511)这意味着：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是与其哲学的存在论基础本质相关、互为表里的；这也意味着，马克思的辩证法唯通过其存在论的革命性变革方始是可能的，方始能够成立。梅林和普列汉诺夫之所以无能真正把握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因为他们完全不理解马克思的存在论变革，以及由这一变革而来的新唯物主义基础；其结果是：一方面把辩证法弄成完全无内容的抽象的理智方法，另一方面则把这种形式方法纯全外在地加诸“一般”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