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技革命以来，国家科技政策的选择和实施，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竞争能力有着重要影响。从历史角度，系统梳理中国科技政策演进脉络，有利于更好地把握科技发展规律，建立健全科技与创新政策体系和实施机制，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 1 新中国科技政策演进的基本历程 根据战略目标、指导方针、重点任务、关键举措的不同，中国科技政策大体经历了四个不同阶段。 1.1 国防建设战略阶段(1949～1977年)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知识分子会议(第一次全国科技大会)，先后制定了《1956-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和《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把国防建设作为重要任务，集中全国力量攻克军事尖端科技问题。这既体现了当时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认识，也与建国初期国际环境复杂、科研条件极端落后的状况相关。“两弹一星”的成功，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国防建设战略的科技政策导向[1]。 1.2 经济建设战略阶段(1978～1994年) 1978年第二次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召开，科技发展战略从国防建设向经济建设转变。中央明确提出“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技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科技工作方针，启动实施科技服务经济建设的体制改革，先后颁布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863计划)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计划(火炬计划)。总的看，这一时期科技政策主要目标是解决科学技术与经济脱节的问题，“面向、依靠”的提出标志着以经济为导向的科技战略的确立，“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实施加速了科技经济一体化进程。1993年《科技进步法》的颁布，标志着科技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发展战略上升到了法律层面。 1.3 科教兴国战略阶段(1995～2005年) 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全国科学技术大会，颁布《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提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同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把科教兴国战略列为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针之一。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进一步明确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的配套改革。总的看，科教兴国是这一时期中国科技政策的主线，在充分肯定“面向、依靠”的基础上，增加了“攀高峰”的历史使命，实现了战略重点从经济建设向科教兴国的转移和提升。 1.4 创新型国家战略阶段(2006年至今) 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第四次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先后颁布《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对中国未来15年科学技术发展作出全面部署。201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科技创新大会，颁布《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明确到2020年基本形成适应创新驱动发展要求的制度环境和政策法律体系。可以说，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提出，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推到了依靠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新阶段，对于增强中国国际竞争力和保障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2 新中国科技政策演进的总体趋势 从政策议程、价值取向、动力机制、政策工具选择等不同角度考察，中国科技政策演变总体上呈现出以下鲜明特点。 2.1 从供给主导式政策变迁向需求引导式政策变迁转变 新中国建立后二三十年，迫于国外敌对势力威胁、自身“一穷二白”现状以及“文革”十年浩劫，中国科技政策演变基本以突破性、断续性、超越性为主要特征，政府主导供给政策倾向十分明显。改革开放后，科技政策在延续供给主导的同时，需求引导开始逐步显现。一方面，党和政府加强了科技发展领导，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各级各类科技领导机构；另一方面，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应对国外科技挑战，中国开始主动调整科技发展思路，自下而上的科技政策内生性需求逐步释放出来[2]。自1985年起，中国先后启动实施丰收计划、星火计划、火炬计划、863计划等，形成了上下结合的科技政策发展新路径。从实际运行来看，从一开始的供给主导，到后来的供给主导与需求引导有机结合，这样的政策路径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实践是相吻合的。 2.2 从科技政策单向推进向多项政策组合协同推进转变 改革开放前，中央政府对重大科技项目直接组织实施；改革开放初期，侧重科技政策和产业政策制定，但主要是支持具体科技计划的单向政策，政策间的关联性较小，如国家技术改造计划、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等；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虽仍以科技政策和产业政策为主，但税收政策、金融政策、创新政策等开始进入科技政策组合；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较多地关注经济体制、行政体制、教育体制和科技体制之间的改革配套问题，科技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和金融政策均成为政策工具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且强调不同类型政策之间的关联和协同，具有政策目标的一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