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中心结构：我国特大城市的未来形态

       [中图分类号]TU984.11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5.17.001

       我国特大城市该走向何方？

       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曾将城市形象地比作是一种“容器”，认为其魅力就在于可容纳诸多要素与丰富多元的文化，这样的经典比喻放在今天依然适用。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城市在文化向心力方面的巨大优势尤为明显，正是“共享”、“学习”、“匹配”等机制的作用为其带来了明显的规模经济优势，使得大城市无论在就业岗位、公共服务水平，还是发展机会、文化资源上都具有十足的吸引力，继而聚集了大量的外来人口与经济活动。然而集聚是有极限的，特大城市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矛盾逐渐涌现，“留在北上广”还是“逃离北上广”的争议不绝于耳，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生活成本攀升、空间无序蔓延等一系列“城市病”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城市的魅力。

       近年来，为了缓解中心城区的拥挤，同时考虑到发展的需要，北上广深等国内主要大城市借鉴了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及理论，在总体规划中均提出建设多中心空间结构的目标。同时，新城新区建设之风盛行。例如，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于2013年对辽宁等12个省区进行调研发现，12个省会城市均提出建设新城新区，144个地级市中的133个和161个县级市中的67个也相继开展新城新区建设计划①。行政中心外迁是新城新区建设的一个重要动力。据统计，自1994年至今，我国70个大中城市中有34座城市的行政中心已经、正在或计划搬迁②，其中不少试图凭借政府驻地的外迁转移带来功能在城市外围副中心再度集聚。

       尽管郊区新城、城市副中心等规划理念已经渗透到我国特大城市的发展实践过程之中，然而现实成效并不如预期乐观，一些新的问题开始涌现，甚至将特大城市推向了更为复杂的现实困境。以郊区新城为标志的副中心建设，由于发展基础薄弱，吸引力不足，并不能有力地阻挡中心城区的扩散与蔓延，摊大饼现象有增无减；郊区新城建设伊始多以房地产开发为主，就业岗位不足，自身发展动力不强，住在新城的人依然要到中心城区就业，通勤成本较高，加之缺乏高品质的公共服务配套(如医院、学校等)，多数新城仅是“卧城”而非综合性、独立性较强的副中心。个别新城新区甚至有沦为“空城”、“鬼城”的嫌疑。

       这让我们不禁发问，缘于规划理念的多中心空间形态是否仅仅是理想的乌托邦？这样适度分散的发展理念能否在效率上满足城市的发展需求？国家新型城镇化要求逐渐打破户籍限制，将导致人口流动和重构城市空间结构的时间窗口出现，我国特大城市空间发展该走向何方？如果多中心战略本身是科学的，又该怎样推进？这些问题目前都找不到满意答案。然而厘清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城市空间结构与发展效率之间的关联与互动机制，对于促进我国特大城市的中心城区疏解与健康发展都有重要的后示意义。

       多中心空间结构的理论渊源与发展态势

       多中心概念缘起规划学领域，隶属于“城市形态”研究范围。多中心发展理念本质上主张分散式的城市空间布局，其中，现代城市规划标志性的“田园城市”理论即可看作“多中心”理念的最初原型。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构想是针对当时的城市尤其是像伦敦这样的大城市所面临的拥挤、环境等负面问题，所提出的兼具城乡优点的理想聚落形式。据田园城市的空间构想，为避免城市蔓延，四周须有永久性农用地围绕，保证任何城市规模不至过大，其过量规模将由邻近城市接纳，这些城市共同构成城市组群概念。随后的卫星城、新城、新市镇以及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等，都可以看做是这一思想的延续。在实施政策上以“控制”和“疏解”为主要特征(见下表)，先是通过建设绿化带和强化自然空间保护对中心城无序蔓延加以控制，同时，通过建设新城疏解过度集中在中心城区的人口，并加强新城自身发展能力，分担中心城区过度集中的经济活动与多元职能。

      

       国外早期的多中心实施策略主要依托区域性、综合性的规划，凭借自上而下的力量对城市、区域空间布局进行优化调整，在人口疏解方面的确取得了一定收效，然而后期也逐渐暴露了一些问题：邻近中心城区的新市镇、新城久而久之与中心城区在空间上连绵成片，成为更大的集聚体；新城建设通常基础较为薄弱，相当一段时期内其吸引力无法与中心城区抗衡，因此新城仍然主要以承担居住职能为主，而大量向心通勤是广泛存在的，从通勤动态视角来看，依然是单中心为主导的城市形态。此外，建设绿化带控制蔓延的想法与初衷是合理的，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通常由于执行力度问题而存在一定滞后。

       如果说早期围绕多中心空间战略的实践主要依托的是自上而下的力量，那么随后的发展过程中，自下而上的发展也开始逐渐体现。197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通讯技术和基础设施的飞速发展，美国部分地区的郊区化开始呈现出一种新趋势，即城市在分散发展的同时出现了相对集聚的现象。郊区以传统的居住和商业中心为基础，逐步发展成为全新的就业中心，因其功能完善并具有独立性，成为区域网络中的独立节点，与外围其他城市发生联系与沟通。这种地域空间单元被称为“边缘城市”(edge city)，其概念首次由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乔尔·加罗③提出，用于描述美国现代郊区化发展的外围集中现象。加罗认为，边缘城市代表了美国城市未来发展趋势，是新的社会经济形势下，人们对于未来工作、居住以及生活方式做出的价值抉择。他将边缘城市划分为三类，一类是小汽车普及之前已经存在的小规模人口聚集的郊区居民点、后随着公路和汽车普及而发展而成的边缘城市；一类是具有便利的交通区位条件、借助大型购物中心而繁荣起来的边缘城市；还有一类是完全遵循一定专业规划准则而建立起来的边缘城市。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边缘城市”不仅仅是中心城市的卫星城，从更大意义上来讲更像是一个独立的特征鲜明的城市。这些边缘地区或外围地区直接与全球范围内的生产网络相连，使得城市内部中心与郊区之间的等级更加模糊，同时也淡化了中心城市作为“本地和地区文化中心”的角色。“边缘城市”在洛杉矶大都市区内部体现得十分明显。放大到洛杉矶大都市区的空间尺度来看，奥兰治、圣贝纳迪诺、里弗赛德和文图拉这四个区域，在1970年代期间人口增长率达到40％，就业增长率甚至更高④。同时，这些外围地区的内部结构越来越像一个完整的城市综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