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图”作为融合“文学”与“地图”而应用于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一种新型批评模式与研究方法，以1910年J.G.巴塞洛缪(J.G.Bartholomew)所著《欧洲文学历史地图集》于英国登特出版社出版为发端，迄今已走过了一百余年的发展演变历程。本世纪初，杨义借鉴西方“文学地图”概念与中国“图”“书”合一传统而率先提出了“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这一命题，在短短的数年之间便相继出现了大量以“地图”、“重绘”为核心概念的研究论著，由此体现了世纪之交文学地图热的兴起。然而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迄今为止学界鲜有对文学地图本身诸重要论题作出及时回应，更未曾从学理上展开系统而深入的辨析与讨论。有鉴于此，本文基于历史还原与逻辑建构的双重视角，旨在探讨“文学地图”的形态演变、时空逻辑、图文结构、互文功能、二元方法以及学术史意义等重要问题，以期为文学地理学与文学史学提供新的理论借鉴与启示。 一、文学地图的形态演变 文学地图在其漫长的成长历程中，曾先后经历了从原始形态、附属形态走向独立形态的演变历程，以及“实体性”与“借喻性”概念的两向分化，而有关“文学地图”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也就随之而演变。 一是原始形态的“文学地图”。法国学者保罗·佩迪什(Paul Pedech)《古代希腊人的地理学——古希腊地理学史》认为：“地理这门科学是从地图学开始的，而描述方式则是它发展的第二阶段。”①而在原始或早期的地图中，即已蕴含着文学地图的因素，无论是公元前27世纪苏美尔人绘制的地图以及此后出现的刻在陶片上的古巴比伦地图，还是中国上古时代有关“河精献图”、禹铸“九鼎图”、“河出图、洛出书”以及“山海经图”的记载和流传，其中都隐含着丰富的泛文学故事。马昌仪系统研究了《山海经》与图画的关系，推断《山海经》是一部据图为文的书，后来古图不幸佚失而文字却流传至今。②至迟在东晋时代尚有《山海经图》流传于世，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③可证。《山海经》的“图”“文”合体，实际上可以视之为原始的文学地图。 二是附属形态的“文学地图”。宋代郑樵《通志·图谱略》概括中国古代书籍必须用图辅助说明的有天文、地理、宫室、器用、车旗、衣裳、坛兆、都邑、城筑、田里、会计、法制、班爵、古今、名物、书等十六类。④在这“图—文”相应的悠久传统中，值得重点关注的是地图、方志的消长以及绘画、地图的分合两个层面。前者主要受《山海经图》的影响而逐步形成“图经”学术传统。图经又称图志、图记，意指附有图画、地图的地理志，是中国方志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编纂体式。唐宋之际，逐渐由“图”“经”并重向“经”主“图”副转变，并在宋代出现了从图经向志书的衍化。“图经”包括“地图”与“文字”两大要素，正与传统的“图—文”相应之义以及文学地图的“图—文”结构相当，但其“图”依然属于地理地图而非文学地图。后者主要体现在“图—文”对应相配的绘画、地图两种制图方式。汉代以降，《诗经》及其他一些文学题材陆续走进绘画领域，从东汉刘褒《云汉图》、《北风图》，⑤到东晋史道硕《蜀都赋图》、戴逵《南都赋图》，南朝宋时史敬文《张平子西京赋图》，直至唐代著名的王维《辋川图》等，皆以绘画尤其是山水画形式展示作品中的地理空间形态，大体美观性有余而科学性不足，可以视之为“准文学地图”。尽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绘画”与“地图”总在交替行进之中，但也同样至宋代开始出现重要转折，其中的标志性事件是南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杨甲所绘《十五国风地理之图》的问世。该图载于杨甲所著《六经图》，⑥为现存最早的《诗经》地图，也是目前世界上最早刊印的地图。⑦与汉唐时期诗经图多出于画家、绘画与地图边界不清有所不同，《十五国风地理之图》是专为《诗经》周南至豳风之十五国风绘制的地理图，区域范围覆盖长江以北、长城以南地区，图中以黑三角形表示山脉，以单曲线表示河流，古今地名中有“周南”、“召南”外括方框，“秦”、“晋”等用圆形黑底白字表示，长城的符号标识十分醒目，可见作者已有明确区别于绘画的地图意识，同时也更合乎地图的技术规范要求。只是由于当时作者是从经学的眼光来绘制《诗经》地图，并将其囊括于《六经图》中，显然还没有自觉的文学地图意识，而与问世于20世纪并直接命名的“文学地图”有别，因而应视之为附属形态的文学地图。 在杨甲绘制《十五国风地理之图》三个多世纪之后，在西方开始出现小说的地图插图，早期的发轫之作如1506年由意大利诗人兼评论家吉罗拉莫·本尼维尼(Girolamo Benivieni)为但丁(Dante Alighieri)《神曲》添加的“地狱意象图”；之后的1516年，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St.Thomas More)的《乌托邦》拉丁语版书之卷首冠有一幅海岛地图，意在将早期探险家的地图美化后，象征想象中的乌托邦岛屿。以上两图不经意间开创了英美文学插图的先河，同时也为此后英国笛福(Daniel Defoe)《鲁滨逊漂流记》的航海图、西班牙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唐·吉诃德》的游侠图、美国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金银岛》的藏宝图等树立了范本。尽管以上诸图存在着出于作者自己制作或为他人添加，以及偏重于现实地理或虚幻世界之不同，⑧但几乎都是作为小说的插图出现，而与中国基于“图”“书”合一的“配图”方式互有异同，然而皆非学术意义上的文学地图，所以依然处于附属形态文学地图阶段。 三是独立形态的文学地图。1910年，J.G.巴塞洛缪《欧洲文学与历史地图集》的出版，对于“文学地图”的正式创体具有里程碑的意义。⑨自此之后的100余年间，“文学地图”又相继经历了后续探索、趋于成熟以及两向分化等重要阶段。其中英国约翰·迪奥比.布里斯科(John D' Auby Briscoe)等《英国文学导图》(1936)⑩与法国A.费雷(André Ferre)《文学地理学》(1946)(11)，分别载有9幅与22幅文学地图及相关地图，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然后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继法国雷门·博纳福(Raymonde Bonnefous)等所著的《法国文学指南》(1964)(12)率先问世之后，又有迈克尔·哈德威克(Michael Hardwick)《文学地图集与不列颠群岛的地名辞典》(1973)，大卫·黛绮丝(Darid Daiches)《大不列颠群岛的文学地理景观：叙事地图集》(1979)，霍斯特·迪特尔·施洛塞尔(Horst Dieter Schlosser)《德国文学地图集》(1983)，吉尔斯·坤萨特(Gilles Quinsat)、伯纳德·瑟奎里尼(Bernard Cerquiglini)《大文学地图集》(1990)等的陆续出版。这些“文学地图”之作命名不一，体例多样，内容繁杂，充分显示了多元探索期的整体特点与发展趋势。再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马尔坎·布莱德贝里(Malcolm Bradbury)《文学地图》(13)(1996)与弗朗科·莫雷蒂(Franco Moretti)《欧洲小说地图集，1800-1900》(1998)两书的出版，为世纪之交的文学地图带来了重要变化，标志着文学地图作为文学地理研究的一种批评模式与研究方法趋于成熟，尤其是后书不仅在文学地理—地图观方面多有建树，而且特别注重文学地图参与文学地理的阐释过程，避免让其扮演一个完全外围的角色。(14)这样，莫雷蒂《欧洲小说地图集，1800-1900》即成为文学地图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具有新的风向标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