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六大以来，经营性文化单位陆续走上了转企改制的道路。2010年年底，大多数出版单位完成了转企改制，确立了独立法人地位，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一些出版企业不仅完成了公司制改造，还实现了股份制改造并上市融资。 在身份转换、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版业也面临挑战：出版发行领域取消了准入壁垒，教材教辅发行打破了区域壁垒和垄断专营，民营资本和业外资本准入出版领域的政策逐渐放开，国外知名大型出版集团也加入中国出版市场的竞争……出版企业意识到必须健全管理制度，引入各种战略经营管理体系，培育出能够有效防御市场经营风险、迅速适应市场环境变化以及抢占市场制高点的核心竞争力，才能长远健康发展。然而，不少出版企业因转企改制的历程太短暂，在内控、考评、激励、信息透明等方面都缺少相应的机制，尤其缺乏与市场机制相适应的、正确衡量并严格考评的绩效评价管理体系。目前大多数出版企业仍停留于事后财务指标评价的阶段，注重毛利、回款码洋、销售收入的指标考核，未能有效衡量企业资源运营与结果之间的关系，从而导致短期行为、评价结果不客观公正等问题的出现。另外，由于图书、报刊等出版物对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有重要影响，包含了社会的政治、文化特性，因此在对出版业的绩效评价上，必须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重维度。研究出符合出版业自身发展规律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从而使出版企业进一步挖掘潜力、提高核心竞争力，是引导出版业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综述 我国出版单位的绩效评价体系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由政府管理部门出台的针对出版单位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另一种是由学者或业界人士自行构建的评价体系。 原新闻出版署1994年制定的《关于出版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加强经营管理的意见》中针对出版企业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评价指标体系，从一定层面反映了出版企业的整体运营状况，在当时具有指导意义。原新闻出版总署2008年颁布了《经营性图书出版单位等级评估办法》，对出版单位的综合实力和竞争能力进行了等级评价。根据出版单位的图书出版能力、基础建设能力、资产运营能力、违规记录及附加项目五个方面的25个评估指标，对图书出版单位的经营状况进行评价，按分数的高低，将出版单位定为一级至四级。《经营性图书出版单位等级评估办法》是目前主管部门对出版单位进行整体评价最为权威的评价体系，能较全面地反映出版单位的综合实力。 巢峰早在1995年就提出了要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方面进行图书效益的综合评价，他将社会效益指标设置为出书结构、内容质量、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书等10个指标，权重70%；将经济效益指标设置为利润率、人均利润、资金运用、投资回报等4个指标，权重30%。王关义(2009)认为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在出版企业评价中是统一整体，两个效益的比重在评价中应各占50%。耿云江和宁艳辉(2013)针对出版企业的特殊性，将经济效益指标设置为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发展能力等16个指标，将社会效益指标设置为服务水平、社会满意度、服务规模三方面的14个指标，构建了针对上市出版企业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王永芬(2009)将平衡计分卡引入出版企业绩效评价，从战略分析、战略形成、公司目标、分解目标、链接IT和人力资源系统、链接流程改进/再造、汇报、分析和调整七个阶段，构建了报社平衡计分卡的四个层面及权重。文鹏和王亚琼(2012)借鉴平衡计分卡的思想，以H出版社为研究对象，阐述了基于平衡计分卡的出版社绩效考核方案。徐小傑(2011)从整个出版产业的角度，构建了一套包括出版物、出版单位和出版产业在内的综合评价体系。他认为对出版单位的评价不能仅仅停留在经济效益上，还要评价他们的社会责任，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慈善责任。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针对出版企业绩效评价的研究已全面展开。不过它们大多以传统的财务指标为主要评价指标，对客户、市场、品牌价值、数字技术运用等方面的重视不够，未能适应新经济环境下对绩效评价的要求。 (二)理论分析 本文认为运用平衡计分卡进行绩效评价有助于出版企业合理配置资源、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亚当·斯密早在《国富论》中就提出应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来解决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引起的冲突，人们也已充分意识到经营者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对经营者的业绩科学地进行评价，能够激励经营者提高治理水平，使经营者的目标与股东目标一致，从而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就出版业的现状而言，很多企业仍存在吃政策饭、缺乏竞争力等问题。经营者往往关注收入、利润、获奖图书量、新书品种等单项指标，客观上造成了追求规模、利润等短视行为，在人才培养、技术创新、文化输出等长期战略目标上欠缺发展眼光。构建一系列由各级指标构成的指标群来描述出版业市场运行状况的绩效评价体系并不难，关键在于如何构建一套逻辑严密、理论完备，既能体现出版业市场运行状况，又能与企业的使命、战略目标相连，还能反映其政治、文化和产业三重属性内在组成要素之间关系的绩效评价体系(徐小傑，2011)。 我国出版企业的社会效益一直被放在首要位置。《出版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从事出版活动，应当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王关义(2009)设计了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核心，以定量分析为基础，以定性分析为辅助的绩效评价体系，兼顾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但对出版企业进行评价，仅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是不够的，因为出版企业广义上既具备了意识形态属性，亦同时具有产业属性，即出版企业不仅要维护意识形态、传承与发扬文化，还要壮大自身规模，这就具备了政治、经济、文化相统一的功能。对出版企业评价必须能够平衡社会与行业、使命与码洋、宏观与微观、硬性与软性、模糊与量化等五方面的关系(王建辉，2009)。纵观现代绩效管理工具，只有平衡计分卡从财务、顾客、内部流程、学习与成长四个方面对组织的绩效进行财务与非财务综合评价，不仅能有效克服传统财务评价方法的滞后性、偏重短期利益和内部利益以及忽视无形资产收益等诸多缺陷，而且能够达到长期和短期目标之间的平衡、外部和内部指标之间的平衡、预想的结果和这些结果的动因之间的平衡、客观硬指标和主观软指标之间的平衡(Kaplan和Norton，1996)，因此运用平衡计分卡进行绩效评价能够达到出版企业五重关系平衡评价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