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问题历代学者无不关注。早在“轴心时代”，①中国的孔子就基于早期中国农耕社会形成的孝、德伦理传统，提出“仁”乃是为人之本，开启了具有明显情理精神的儒家“德性”学说传统。苏格拉底则基于古希腊传统，认为神灵赋予了人理性的灵魂和推理的能力而认定“德性即知识”，形成了西方以理性“知”为特征的德性思想传统。②中西历代学者在各自的传统中对“德性”不断思考，形成既有各自文明特征，又有时代、个人见解的“德性”思想。中国古代先哲如孟子、朱熹、王阳明等相继提出了儒家德性学说；西人如亚里士多德、康德、卢梭等也都有自己的道德思想。在历史的文明进程中，“德性”问题不断得到新的解释与回应，乃是人类永恒的研究议题。 现代社会科学对“德性”问题的研究突出体现在心理学对道德认知及其发展的研究中。弗洛伊德、埃里克森、皮亚杰、班杜拉、卢文格等对此均有深入的研究。而在道德认知研究方面集大成的科尔伯格看来，认知的关键是从现象学上观察他人，以试图承担他人角色的方式或用他(她)的有意识的观点去看待事物。他指出，现有道德研究中存在着“心理学家谬误”——纯粹根据研究资料的有效性来界定道德而不涉及道德应该真正是什么的哲学关注。对此，他以“民主的公正”为道德的哲学基础，以“个体发生的理性重构”为道德认知实质，提出了道德认知是个体在不同年龄阶段对诸如维护规范秩序(服从、责难、惩罚等)、自私的结果(好坏名声、奖励或惩罚)、功利结果(好坏个人或团体结果)、维护理想或和谐结果、公平等维度的综合认知，形成了著名的三水平六阶段道德发展理论。③然而，他的基于对10岁—28岁青少年道德发展研究而提出的理论，并不能很好解释成年人道德认知与发展的内在心灵机制。对此，科尔伯格提出了“软”阶段7的假设——“它揭示了一种以涉及生命的宇宙及宗教意义上的伦理和宗教思维为基础的道德取向”，但他又认为，“这个‘软阶段’不是道德阶段，我们也不打算把它理解为继阶段6之后重构的公正推理的‘硬’阶段”，④因为，“伦理的哲学超越了公正运算与道德冲突解决所界定的道德推理结构”，其本质是自我反思与意义构成。⑤科尔伯格看似矛盾的理论结论从一个侧面表明，道德认知虽然是某些个体道德品质养成的心理基础或方式，但与基于生命意义体证、构建的德性认知并不完全等同。对于心理学而言，这是需要特别关注与拓展的，且能够与哲学、伦理学、神学等构成对话的重要理论领域。 在笔者看来，道德认知与信仰理念的内在逻辑关联现象，说明了“德性”问题具有二重性，即德性的必然性与道德行为的恰切性。前者属于“德性何以就应当如此”？人何以可能获得德性？后者则是关乎“德性及其行为表现如何与社会情境契合”，是具体的道德行为。对前者的回答更适合从哲学或宗教等关于德性本源的学说中寻找答案。例如哲学家康德试图对德性问题进行“科学”论证，最后不得不以假定性的哲学基础为前提——人有意志自由，有至善的追求，有为自己立法的道德律，但这些都依赖于“一种理论上的、但本身未经证明的命题，只有它不可分割地与某种无条件地先天有效的实践法则联系着”的悬设——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⑥传统基督教神学认为，德性的发展包括了洗罪，上帝荣耀，与上帝合一等三个阶段，信徒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基于上帝并为上帝期许的德性。⑦对后者的回答则可以从个体与社会互动中寻找理论或经验依据。近代诸多学者以经验科学的方式研究青少年道德认知与发展即这一努力的尝试。任何有说服力的“德性”理论，需要能够关注并给出德性两个层面机理的、统合的通透解释。 要达此目标，只有在兼具信仰本源与道德规范的文明信念体系中、在历史与现实关联阐释与分析中才能实现。因为，“每种主要的德性理论在相当显著的程度上，于其内部已有自己一套哲学心理学、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⑧。由此可见，要对德性认知问题进行透彻的理解，不能不从文明体系中寻找答案。如此，寻找德性认知的思想资源，就不能不关注文明的差异性。相应地，立足中国讨论德性认知问题，传统文化既是重要的理论资源，也是不可回避的需要加以分析、反思的时代性问题。由此，作为中国主流文化之一的儒家对“德性所知”的思考，自然会首先进入视野。 “德性所知”虽然是宋明儒学的重要理论命题，但其所述的德性现象是普遍的，且是兼具德性哲学与操持两个层面的命题。有学者指出，张载的“德性所知”是以“天”、“道”、“性”、“心”四大范畴，以及天道论哲学和心性论哲学两个层次为理论基础。⑨也有学者试图结合西学，以“体知”来表达“德性之知”，“体知”是涉及亲身感受之知，是本体真知。⑩还有学者以“具身性”来理解德性所知相关的问题。(11)可见，“德性所知”蕴含着德性哲学和道德认知的双重思想，提供了不同于西方的“德性”见解，文化性地化解了科尔伯格所说的“心理学家谬误”，从而可能构成中西、古今之间理论对话的基础。 以心理学的视野看，儒家“德性所知”自然是一种“知”，对其心理认知机制进行研究，即可得出的具有中国文化色彩，但又具有普遍性的德性认知学说，从而能够为传统文化反思提供新的理解角度，又能够丰富世界范围内对德性或道德认知的讨论，并为当今学术界颇受人关注、涉及诸多学科的认知研究提供理论参照。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的学术意图是，从儒家的“德性所知”概括出德性认知的一般心理机制，依此对现代认知研究进行理论回应，具体讨论四方面的问题：第一，德性认知是什么样的认知？与道德认知、“德性所知”等有什么样的异同？第二，“德性所知”蕴含的机理是什么？“德性所知”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命题，有其自己的理论体系，具有今人不太好理解的神秘性、抽象性、模糊性等特征。以现代经验科学性质的心理学分析可以给出其“实在性”的认知机制结论，从而转变提炼为现代心理学理论。第三，德性认知精神动力的现代解释问题。传统儒家以“天道”为“德性”的至上力量来说明其必然性与合理性。然而，在当今科学理性昌盛的时代，儒家所谓的“天道”的“真实性”、神圣性受到质疑。现代心理学的理性知识体系能否回应这个挑战，给出新的解释？这是在新的时代要发扬传统德性理论必须回答的底层问题。第四，德性认知与现代认知科学中诸多“认知”现象异同何在？对相关的认知研究有什么样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