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史学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迁。在各种各样新方法、新思潮的冲击下，史学家们早已不再把美国描述为一个以WASP为最重要成员的“生而自由、富裕、现代”的国家；与此同时，关于民主资本主义制度进步的“自由主义宏大叙事”则并未受到太多侵蚀。尤其在讲述20世纪美国的历史时，“进步主义时代”、“新政”和“60年代”这三个社会改良的高潮时代是必须浓墨重笔加以描述的不可或缺的画面，“进步”、“改革”、“自由主义”是最重要的关键词，而有组织的劳工、妇女、少数族裔、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产阶级改革者和少数开明政治家这些“进步的群体”则是最主要的历史行为者。①然而近年来，美国史学界出现的一些新动向，却让我们对这一幅看似熟悉的画面有了不同以往的认识。② 一、美国保守主义的问题 “20世纪美国的保守主义一直是史学研究中的孤儿”，这是美国著名史学家艾伦·布林克利在1994年第2期《美国历史评论》“AHR论坛”主旨文章的开场白。作者在这篇题为《美国保守主义的问题》的文章中指出，20世纪美国史撰写中存在一个突出的现象：大多数史学家都强调进步主义—自由主义国家(progressive-liberal state)的胜利及其伴生的现代主义、世界主义思想，同时却忽视了完全不同的另一些特征，如政府控制力量的长期衰弱、自由主义者难以维系民众的忠诚、在关于美国政治和文化性质的长期争论中一直存在另一些强大的力量。这“另一些力量”中的很大一部分由于没有更好的术语，一般被美国学者称为“保守主义”，大体对应于组织和政治实践意义上的右派。布林克利认为，保守主义是20世纪美国史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史学界却一直没有得到相应的关注；尤其在70年代中期以来保守主义在美国政治和社会中强劲上升的背景下，这种忽视就更显奇怪，由此称之为“史学研究中的孤儿”。因此，“美国保守主义的问题”并不是保守主义者面临的问题或者可能带来的问题，而是“在我们的历史撰写中为右派，为它的思想传统、它的社会和政治运动找到一个合适位置的问题”。③这一呼吁在美国史学界引发了热烈的回应和广泛的讨论。尽管有学者质疑他的一些具体观点，但大多同意许多史学家在研究和教学中确实忽视了20世纪美国史中至关重要的这一部分。④ 事实上，这并非重量级的史学家第一次在如此重要的场合呼吁要重视美国保守主义的地位。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在1950年的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讲中就曾指出，当时美国历史撰述中过于强调“杰斐逊—杰克逊—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发展主线，这是一种不健全和不平衡的倾向，需要有一部“从清醒的保守主义观点来撰写的美国史”。⑤保守主义也并非一直都是美国史学研究的“孤儿”。美国史学界不乏论及保守主义甚至专门讨论保守主义的研究。主导20世纪上半叶美国历史撰写的进步主义史学家就把保守主义者置于其历史解释框架的中心，和谐派与新左派史家也都讨论过保守主义和右派运动。即便被称为“真正的弃儿”的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史，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也涌现过不少作品，而自里根当选以后的十多年间，史学界、社会学界和新闻界对保守主义运动亦多有评价。⑥ 但正如布林克利所言，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史学界对保守主义的研究是存在某些“问题”的。进步史家对保守主义的看法带有局限性，“几乎只关注经济精英和他们对自己财富及特权的保护”。和谐派史家在某种意义上回应了莫里森的呼吁，认识到保守主义者中有特权精英也有草根民众，关心保守主义思想的构成和演变，但往往是以蔑视的眼光和恩赐的态度，并不认为它们是美国政治传统中值得关注的独特因素，而视其为“极端”甚至“激进”的边缘，是对美国社会主流的“非理性或半理性的偏离”。这种解释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确立后成为保守主义史研究的主导范式，在政治学界和社会学界也一度影响极大。⑦新左派批判和谐派史家否认美国历史中的激进主义，怀疑“大众政治”，自己却把人民“浪漫化”，认为大众运动必然是民主和进步的，绝不可能来自右派。昂格尔指出，他们关注的是废奴主义者或平民党这样的“英雄阶层”而不是“普通人”，更认为那些阻碍“进步”的群体与20世纪的美国政治无关。他们以自由主义为主要对手，“而不是对阵在它看来不那么可怕的敌人：自命的右派”，这堪称“和谐派自由主义者传给他们新左派后代的最悲剧性的盲点之一”。⑧在解释20世纪美国历史进程方面影响很大的“组织综论”(organizational synthesis)则认为，推动现代世界形成的重要力量是大型官僚机构的出现，把保守主义视为一种形式的“异议”，“是目光短浅的社会边缘人群对现代主义无情力量的抵抗，徒劳无功且日渐衰落”。更晚近一些，一批学者在美国历史中发现了一种不同于自由主义的、反“进步”的强大政治传统——共和主义，但普遍认为它出现于自由主义之前并在美国革命时期或19世纪中叶至后期被自由主义所取代；因此到20世纪，“国家意识形态图景中已基本不存在对自由主义核心的反进步挑战”。⑨ 二、挑战“极端主义”范式 首先质疑这一研究范式的是政治学家迈克尔·保罗·罗金，他令人信服地证明，所谓的“地位焦虑”(status anxiety)和“偏执症”(paranoid style)不足以解释麦卡锡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甚嚣尘上，它并非一场非理性的、偏离常规美国政治进程的激进主义运动或极端现象，而是源自美国传统的保守主义思想和制度遗产；它不是霍夫斯塔特等人所鄙视的大众运动，反而与一部分社会精英的支持脱不了干系。其他政治学家在自己的研究中也发现，所谓的“右派”大多与普通美国人无异，他们很少表现出神经质、精神异常或受到极度困扰，而通常工作稳定，家庭关系和睦，社会交往广泛。不过史学家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普遍没有受到这些研究的影响。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