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七十年来，中日虽有近半个世纪的邦交，却未能在实质上消解黄遵宪“只一衣带水，便隔十重雾”的感慨。①尤其近十年来，中日每次发生纠纷，中方媒体和民众的愤怒与普通日本人的反应之间，总会呈显出一道不甚对称的“风景线”——他们对侵华战争的近乎无知甚至一脸“无辜”，让中国人对日本人无视血腥和淡忘罪恶的史观大为错愕。由于近年来日本当局不断在中日之间拨弄是非，且有意无视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应，因此，一位外籍华人在愤懑无奈之余竟主张要反躬自省：“我们今天或许该问问自己：我们是应该让日本正视历史，但如果它就是不正视呢？我们是应该让日本道歉下跪，但如果它就是不道歉不下跪呢？我们是应该反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但如果他们就是拒绝接受呢？我们除了叫叫嚷嚷，还能干些别的吗？”②其不乏情绪化的系列问题中或许隐含着各种答案，但对中国学者而言，认真研究战后日本的历史观念及其演变辙迹，才应该是更重要的：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却要知道它做了什么、正在做什么和将要做什么，终究是不可能的。 一、临场体验下的细微观察 实际上，比起管制并改造日本达七十年之久的美国，我们对日本的真实想法及其由以发生的社会环境，还缺乏动态的把握、详细的了解和准确的判断。这也许不怪我们：素以侵华和反共著称的日本，把战后的一切——无论是美好的还是丑陋的素颜，全部托付给了美国而不是中国。然而，战败初期，日本面临的生存危机和举国失序乱象，却一点也不比德国好。美国历史学家约翰·W.道尔写道：“满目疮痍的国土、颠沛流离的人民、衰亡没落的帝国与支离破碎的梦想”，当然，如果“我们从战败者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将会学到更多：不仅是悲惨、迷茫、悲观和怨恨，还有希望、韧性、远见与梦想”。这促使他“试图‘从内部’传达一些对于日本战败经验的认识”，进而“关注这一进程中最难捕捉的现象——‘民众意识’”，亦即“试图通过还原社会各个阶层民众的声音获取一种认知，即：在一个毁灭的世界里重新开始，到底意味着什么”。③ 日本人在形容战败瞬间的国家情状和国民心理时所使用的“举国虚脱”和“茫然自失”语词，曾经以“潘潘”(パンパン，美军慰安妇与街头娼妓)、“黑市”(闇市，私人不法市场)和“粕取”(粕取り，酗酒浇愁)等绝望生存实况，展示给世人。昨天还信誓旦旦要“一亿一心”和“一亿玉碎”的天皇效忠者，一夜之间变成了利己主义和败坏风纪的典型代表。④除了无知尊皇者的切腹自杀和激烈如太宰治等自害自毙者外，大部分日本人选择的是如何迅速洗心革面、告别过去，以示“辞旧迎新”。对此，官方“一亿总忏悔”或“全体国民总忏悔”令⑤的发出时间，与老百姓的疾速转向，几乎同时发生。由于其中真情和表演都有，所以，美国人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多少被日本人的妩媚所“迷惑”和“诱惑”。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方已经无法从中看出更多的表演成分——他们宁可相信日本人的眼神和表情全是真的，因为这至少可以满足美国最想扮演的解放者和救世主心理。⑥与此相应，日本人的说法和做法也似乎变得更加乖巧，其拥抱占领军的程度甚至让人无法相信，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就在战败前一刻，还是“鬼畜英美”骂个不停的死硬分子。 1942年，日本画家加藤悦郎曾把罗斯福和丘吉尔的下半身描绘为野兽，并将亮闪闪的日本刀戳在他们的屁股上。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他居然一夜之间就把可憎的敌人变成了解放者，其变化之遽，几乎不需要过程。与此同时，许多前帝国军人竟自发地向美国人揭露曾经虐待过盟军战俘的日方人员，而那些未能按照盟军最高司令官命令上缴私藏家传刀剑的人也频遭举报。有些人来信说，天皇才是日本最大的利己主义者，是个“吸血鬼”；另有人写信要求，日本至少还有十万军国主义分子应当被处以绞刑。最令道尔感到吃惊的信件，竟然是来信者迫切要求日本被吞并，或者成为美国永久的殖民地。他们断言，不如此，则美国在日本推行的民主改革将很快破灭。然而最有趣的还要数道尔的以下记录：“(这些信)暗示了占领的潜在的——有时也不是那么隐蔽的——性的维度……在这点上，最露骨的是一些女性写给麦克阿瑟的独特来信，被困惑的专家们分析为‘我想给你生孩子’的类型。在这里，拥抱征服者的愿望，如果不能在现实中达成，至少是在字面上实现了。”⑦当这些一时还“分不清楚接受麦克阿瑟、接受家长制的权威与接受民主之间的区别”的草根式反应，经过日本的“头脑们”——教育家和思想家的思考后，一系列不乏理性色彩的发言似乎给战后日本如何走出困境提供了某种具有内在说服力的方向性指导。于是，道尔想到了“进步的文化人”丸山真男及其所谓“悔恨共同体”。道尔认为，对于许多像丸山这样的学者和文化人而言，战败与被占领，包含着对未来欣喜的期待，还掺杂着对过去深深的悔恨。这也是他们何以会决意重新开始，并将占领军当局“配给的自由”变成自发拥抱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原因。当然，道尔也同时指出感情与理性即便在知识人身上也未能完全剥离的事实，他甚至暗示，所谓“进步的文化人”的上述转变，其实也反映了某种不得已心态。⑧ 然而无论如何，战败初期的日本，无论是官弁走卒，还是知识精英，几乎均以极快的速度“完成了”让美国人“震惊”的价值转向：“战败显示了多年来所有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教化，竟然可以被如此迅速地丢弃。”⑨可是，这同时也使学者们特别是那些穷年研究日本学问的专家的学术观点和智库建议，在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对日政策制定上，显得有些多余。几乎没有证据能够证明，麦克阿瑟的政策出自哪个学者或哪家智库之手。据称，1946年，鲁思·本尼迪克特出版的成名作《菊与刀》，曾直接决定了战后初期美国对日策略。但是，人们除了发现其与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想法发生某种巧合的一致性外，却无法找到麦克阿瑟参考过该书的直接凭证。事实是，“标志着保守的日本专家失去权威的时间，可以被精确锁定”，即“1945年8月11日”。这一天，美国国务院为麦克阿瑟指定的第一位政治顾问，竟是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而非国务院的资深日本事务专家。在此后数年间定期往返于华盛顿和东京之间的顾问团中，也很难觅到日本专家的影子。有资料证明，麦克阿瑟从不与日本人交往，也不听学者之言。据他身边的一位人士说，只有16位日本人跟他说话超过两次。麦克阿瑟只是通过一些由美国军方摄影师拍摄的关于日本的新闻纪录片，使他至少在银幕上跟他所统治的国家保持联系。除了情报机关提供的报告书外，他并没有涉猎过有关日本的书籍，也从不向部下询问有关日本的问题，当然也不从日本人那里寻求情报。当一位在德国出生并且只在德国受过教育的法学家前来应聘监督日本全部民法和刑法的修订任务时，曾谦虚地对统帅部一个陆军上校说：“尽管我精通欧洲事务，但是我对日本的情况毫无所知。”上校的回答简直可以用“意外”来形容：“噢，那样正好。如果你对日本了解得太多，你可能就会有成见了。我们不喜欢日本问题的老手。”道尔在分析麦克阿瑟所谓“有华盛顿、林肯、耶稣基督、他，再加上天皇的帮助，就能将日本民主化”这一说法时指出：“尽管可以将麦克阿瑟的这种信念归为偏见、假设和陈腐的豪言壮语的混合，但是它却没有受到日本或亚洲问题专家们的干扰。”⑩他暗示，如果仅仅听凭某些人的评价就断言麦克阿瑟全然不了解日本，那就过于冒险了。事实上，前面所揭示的日本人战后表现诸相，已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他对自己治理对象的细微了解、渊博学识、自我改变及其独有的事物掌控能力。这一观点至少可以从他的回忆录中获得支持。(11)1945年10月中旬，一位访问东京的特使向杜鲁门总统报告称：“(麦克阿瑟)将军声明说，东方人具有一种自卑情结，使得他们在战争胜利时会‘像孩子般的残忍’，在失败时则会像奴隶般地顺从和依赖。”(12)有关“孩子”的说法，还出现在麦克阿瑟的另一个发言中。1951年5月，在美国国会举行的长达三天的听证会上，统治日本近6年的麦克阿瑟，一方面赞美了日本，认为单纯的日本国民比老道的德国人更可信，但同时，他也十分感性地宣称，在现代文明的标准下，如果45岁是一个成人的年龄标志，那么，日本人的精神年龄，却很像12岁的孩子。话语间或许没有贬低日本人的用意，因为在他看来，小孩子的头脑中没有固定的思维框架，这样才容易从零开始，学习和接受新的思想观念和世界规范。(13)但日本人的反应显然比较激烈，他们甚至动用广告为自己证明，说“我们不是12岁的孩子”！(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