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7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15)05～0034～07 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曾用一段简洁的表述揭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关系。19世纪80年代，恩格斯在系统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时，又进一步论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此方面的内容经由第二国际理论家的发挥，再加上苏联哲学教科书的解读，被当作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理论而广为人知。然而在当今英语世界知名的加拿大籍马克思主义学者埃伦·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国内也译作艾伦·伍德)看来，马克思关于“基础-上层建筑”隐喻的表述一直被人们误读，并给理论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因此，她在批判这些误读的同时，借鉴汤普森(Edward P.Thompson)的思想，着手重建这一理论模型。 一、马克思的“基础-上层建筑”隐喻及其“变形” 伍德认为，马克思的“基础-上层建筑”隐喻具有一定的价值，然而在其身后，人们却让这一隐喻承载了太多的理论重负，以至于“远远超出了它有限的承担能力”①。问题的原因在于，人们在使用这一隐喻时往往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马克思本人很少使用它，即使使用，也只是在格言式或暗示性的简洁陈述中才出现”②。按伍德的说法，马克思的理论遭受如此重大的曲解，恩格斯显然难辞其咎。他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命题“用语言表述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各个自我封闭的领域或‘层面’……的分隔”③，致使马克思的隐喻出现“变形”，“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成为两个不同领域的“外部关系”。 在伍德看来，较之恩格斯的解释，第二国际的一些理论家距离马克思本人又远了一大步。他们机械地运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原理，将历史唯物主义解读成“经济决定论”。其中，以拉法格的《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最具代表性。“经济决定论”用经济因素的自我运动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和历史进程，否认无产阶级革命是一个有组织的集体行为，鼓吹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因此伍德指出，这些解释放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以一种粗略的经济主义误导人们对历史，尤其是对资本主义历史的认知。 更为严重的是，斯大林主义把马克思的“基础-上层建筑”隐喻提升为马克思主义的首要原则，并推向教条主义的极端。他们宣称，“独立的经济领域对于其他被动的、反映性的、从属性的领域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④，上层建筑虽有一定的反作用，但它是按“基础”的技术性要求塑造的，必须系统地同化于“基础”。并且，在他们那里，作为“基础”的经济领域大体上是一个“多少与生产力的技术性质同义的，因而是按技术发展内在的自然规律运行的领域”⑤。如此一来，在“经典马克思主义”⑥的理论中，“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就出现了难以逾越的分隔。这种粗略机械的“基础-上层建筑”模式沦为一种“庸俗的简化论”。 对伍德来说，自恩格斯开始到斯大林主义“正统”理念对“基础-上层建筑”隐喻的解读不仅遮蔽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洞察力，而且制造了“基础-上层建筑”理论论争的“术语约束”。一方面，“在过去几十年中，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发生了多次激烈的争论，争论双方都被有效地锁定在这一理论框架的定格中。”⑦人们只能在认同或反对“恩格斯—斯大林主义”式解读的不同立场中选择，超出这些选择的理论则被视为异端。汤普森就是如此，他的探索就被当作一种“不可能的理论”而予以拒绝。另一方面，上述理论“变形”又不时被“当成马克思主义的信条，作为接受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标准”⑧。 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对“基础-上层建筑”隐喻的“恩格斯—斯大林主义”式解读被当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而广为传播并广泛应用，这成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大特色。与此同时，反“正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把“基础-上层建筑”隐喻视为一种“简化论”加以反对。他们的理由有二：一是该隐喻否认人的历史作用，二是看不到上层建筑的准确定位，意识更是缺乏一个合适的位置。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学派试图凸显人的主体性，因而他们的理论修正“最普遍的是采取了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的形式”⑨。关注哲学和文化的学者则将他们的解读更多地留给了文化领域，从而使他们自命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缺乏一个牢固的唯物主义根基。 伍德承认，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代表了一种最重要的发展。但她认为这一理论仍然没有摆脱机械的属性。在反对“基础-上层建筑”隐喻的“正统式”机械解读的同时，它也坚决丢弃了人本主义的选择。阿尔都塞“强调社会各‘层面’的‘相对自主性’，强调它们的相互作用，把经济的决定作用延迟到‘归根结底’的最终地位”⑩。可以看出，他既想给予政治、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因素一定的自主性，同时又试图守住“基础”的“决定作用”。他和他的拥护者就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定义“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把人的作用这种反复无常的行为从社会科学中严格地排除出去，以坚持完全的‘结构’决定论，然而同时也考虑到历史现实不可预测的特异性。”(11)他们因此将“严格的决定论”限定在了纯理论领域。于是，阿尔都塞对“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解读就成了一种新的二元论：把理论领域留给“结构”，把现实的经验世界留给偶然性。这种简单的理论综合显然并没有从斯大林主义正统派设定的“术语约束”中解脱出来，因为这样的“基础-上层建筑”模式“仍然依据离散的、非连续性的、相互间外部关联的‘因素’、‘层面’或‘方面’将社会结构概念化”(12)；并“将经济的决定作用无限期地推延到不可预测的‘最终作用’上”(13)，从而继续保留了它的机械特征。更严重的是，阿尔都塞的理论构思在一定程度上潜藏着一种倾向——“将经济从‘社会’和‘历史’中分离出来”(14)，这就很容易导致将经济与技术相混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