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问题是当前学界关注的理论焦点，也是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重大实践课题。西方学界对现代性的思考是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深入而展开的，马克思较早关注了这一问题并以“一种开放而伸展的理解文化的方式”①来理解现代性。恰如有些学者所认为的，在马克思那里，现代性不是从某一领域或层面出发对现代社会精神的概括，也不是一些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所理解的“现实的偶然性碎片”，②它“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总体性概念”，③可以将其理解为内蕴着现实矛盾困境与理想价值追求的现代人的整体生存境遇或生活方式。根据这种理解，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便具有了双重维度，即对人之现实生存境遇(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和对人之未来解放状态(共产主义现代性④)的建构。但就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一论题来讲，现代性批判无疑是马克思的基本视阈。 然而，马克思并非从一开始就确立了现代性批判的视阈，这一视阈是伴随其思想发展特别是对现代技术实践予以观照而逐步形成的。马克思生逢资本主义工业迅猛发展的时代，以机器大工业为主要内容的资本主义技术实践既构成了他的生活背景，也是其哲学思考的重要对象和内容。在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探索中，技术批判⑤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技术使现代性成为可能，塑造并推动着现代性前进”。⑥因此，将“技术”与“现代性”统一起来，在技术批判视野中剖析马克思现代性追问的逻辑进程及思想内涵，是一项值得探索的新课题。 一、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立场的逐步确立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其哲学的宗旨是“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⑦即通过对人的现实生存境遇的反思和批判，寻求通往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的现实道路。因此，人的现实生存与自由发展始终是马克思关注的焦点。在马克思早期的哲学探索过程中，现代性批判的视野逐渐明朗起来。 马克思是在启蒙思想浸润下成长的，⑧在自觉到现代性存在之前，“自由”、“平等”的现代启蒙精神已成为他哲学探索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这在他中学毕业时写的三篇作文中已有所表现。尽管三篇作文内容大相径庭，但都表达了对人文主义和自由精神的向往与追求。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对自由精神的希冀与渴望。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核心成员，马克思在当时已注意到了黑格尔所主张的理性与实在的不统一，他主张变革普鲁士的封建专制制度，批判作为专制制度理论根基的宗教，倡导信仰自由和出版自由。博士论文的写作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背景。从表面上看，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哲学的差别，与现实相距甚远。然而，恰恰是这样一种理论比较，却为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提供了理论资源，为人的自由意志作出哲学论证。因此，博士论文可以视为马克思为现代启蒙精神寻求古典哲学渊源的初次探索。 在马克思走出校门、步入现实社会之后，博士论文时期所确立的“先验”的现代理性精神及其哲学探索成为他政治批判的理论原则，并逐步发挥实践功能，“在自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力量，作为意志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尘世的现实”。⑨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开始接触到大量的社会现实，对普鲁士专制制度下的人的不自由、不平等的境况有了更为深切的体察。他撰写了一系列政论性文章，对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等级代表制及国家和当时社会的基础进行谴责批判，捍卫人民的言论自由和民主权利。应该说，这一时期马克思的政治批判仍然是在现代理想价值图式比照下针对不合理的德国社会现实的批判，对现代性的态度仍然是充分肯定并积极追求的，对弘扬现代精神的黑格尔哲学也是基本接受的。但随着在现实中越来越多地遇到“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⑩马克思逐渐对原来持有的哲学信仰发生了怀疑。他开始隐约意识到，法和国家并不是按照理性的原则建立的，相反，它们根源于现实的尘世生活。随着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清晰，马克思也展开了对现代性的反思。 1843年3月，《莱茵报》被查封，马克思从社会退回书房，对物质利益问题作了进一步思考。另外，由于受到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影响，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局限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开始了系统的批判，写作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围绕着“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法哲学进行了批判，其中包含着对现代性的新思考和理解。黑格尔将体现理性原则的政治国家视为市民社会的前提，却陷入了无法解释物质利益问题的困境。马克思明确批判黑格尔的观点，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和必要条件，“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自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11)马克思赞成黑格尔关于“现代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这一说法，并在与传统社会的对比中，看到了现代国家和市民社会的抽象性，开始探索并揭示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在传统社会，私人领域都具有政治性质，因而都属于政治领域，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生活是同一的，“在这里，政治国家作为政治国家是市民的生活和意志的真正的惟一的内容”。(12)在现代社会，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相分离，人作为国家公民和作为市民社会成员也是相互分离的，政治生活成为超越尘世的生活，奉行个人主义的市民则成为相互冲突的“原子”。但是，马克思不赞成黑格尔通过行政权、立法权来调和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矛盾从而为普鲁士封建制度作合理论证的做法。在他看来，正是市民社会本身的特点即个人主义原则造成了利益冲突、阶级对抗，而实现国家与市民社会统一的途径，其实就蕴含在市民社会这个现实基础之中。在这里，马克思已经看到市民社会的局限性，展开了对现代性的批判，对现代解放问题的探讨也初露端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