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柯尔施看来，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的全部思想中居于基础性地位。“马克思在从其青年时期一般的革命唯心主义达到更精确地确定他自己理论的和实际的任务之初，就赋予政治经济学对于研究资产阶级社会来说首要的意义。”①相对于卢卡奇而言，柯尔施不仅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如何从德国古典哲学中产生出来，还着重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是如何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中产生出来的。柯尔施把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分成两个阶段：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标志的早期阶段和以《资本论》为标志的晚期阶段。柯尔施认为，马克思早期阶段的经济学研究还没有摆脱哲学的束缚，依旧具有哲学的思辨形式，而《资本论》则已成为真正的经济科学。 柯尔施把对《资本论》的解读诉诸对“何谓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追问。马克思《资本论》的副标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实际上，马克思原计划就是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共包括6个分册)。1859年6月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是该计划的第一分册，在写第二分册的时候，马克思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决定以《资本论》作为全书的正标题，而把“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副标题。显然从追问“何谓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去解读《资本论》是一条合法性路径，符合马克思的本意；并且这种解读有助于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理论本性上严格地区分开来。马克思的《资本论》绝非纯粹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推导出来的逻辑结论，政治经济学“批判”意味着《资本论》与古典经济学之间存在着一种差异、断裂和本质上的超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柯尔施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最后的伟大著作；它作为贯彻到底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革命批判的结合物，同时也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的第一部伟大著作”②。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革命性立场 对于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重新找回失去的无产阶级革命成为他们最为重要的历史使命。卢卡奇希冀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所形成的物化意识形态进行批判，重新唤醒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而柯尔施则侧重于论证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革命性。20世纪初，工会改良主义、革命工团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都企图恢复作为无产阶级斗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观方面”，但这种从“主观方面”对马克思主义革命性的恢复，不具有任何科学性和说服力，最后演变为一种强制性的灌输和空洞的说教。柯尔施激烈地反对和批判这种“灌输论”，他力图从科学的角度去论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性以及这种革命理论的正确性。在柯尔施看来，《资本论》“包含了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核心并从而具有其基础性的与划时代的意义”③。正是在这一思想背景下，柯尔施开始去解读和研究马克思的重要著作《资本论》。 从柯尔施早期文本《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到其后期著作《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前者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后者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社会科学”的关系，两部著作贯穿着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点：马克思主义在其理论本性上是批判的、革命的。柯尔施指出：“这种革命意志在马克思著作的每一个句子之中都是潜在的——然而是存在的，潜在于每一决定性的章节中，尤其是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一再地喷发出来。人们只须想一下著名的第二十四章第七节关于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的论述，就足以证明这一点。”④在柯尔施看来，“革命意志”在《资本论》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意味着现代无产阶级已经决心在政治经济学中探索他们遭受压迫的隐蔽根源和求得自身解放的革命道路。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⑤黑格尔和马克思都研究“市民社会”，但两者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却大不一样。黑格尔指出，市民社会是在现代世界中形成的，他把市民社会看作是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虽然它的形成比国家晚。柯尔施指出，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研究“市民社会”的那一部分，比起这部著作的其余部分显得“卓尔不群”。但是柯尔施接着又批判道，黑格尔“不是独自地从当时极其落后的德国发展状况中获得这种认识，他是现成地从法国的与英国的社会哲学家、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那里，接受了他的‘市民社会’的名称与内容”⑥。柯尔施可谓一针见血地指明了黑格尔“市民社会”研究的理论根源。 从黑格尔《法哲学原理》有关“市民社会”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柯尔施的这一批评(当然也是马克思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黑格尔认为：“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但是特殊目的通过同他人的关系就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⑦黑格尔所揭示的市民社会的本质性特征，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阐明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则是一致的。《国富论》的出发点是“分工”，在亚当·斯密看来，分工能够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全面交换，给人们带来许多好处。他指出：“每个工人的产出，除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之外，还有大量的产品可以自由处理；其他每个工人的处境也都一样，因此能以自己的大量产品，交换大量的产品，或者说，交换其他工人的大量产品。自己大量供应别人所需的物品，而别人也同样大量供应自己所需的物品，于是普遍富裕的状况自然而然地扩散至每个社会阶层。”⑧可见，黑格尔和亚当·斯密关于市民社会的本质性论述——人与人之间交换的互利原则——是高度一致的。其实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劳动”的分析就已经得出了相同的结论：“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⑨。由于黑格尔接受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的“市民社会”观念，他的哲学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了普鲁士政府的颂扬者和卫道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