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3 “浪漫主义”是西方重要的思想传统之一，因被视为对现代性的首轮批判，常常备受关注，它所蕴含的超越性、理想性与整体性的酵素，对马克思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清理和研究这一问题，可以从浪漫主义维度揭示马克思哲学在当代历史条件下的理论意义与实际价值，重焕出时代变迁中日益被物化、虚无等生存境遇所遮蔽的诗意情感。 一、浪漫精神的形而上学背景 “浪漫精神”不等同于“浪漫主义”，跳出历史与时代的局限，这种内在于形上之思的精神品质呈现出一条隐性的西方哲学发展的路径。伯林认为，当我们把“浪漫主义”界定为一个德国事件的时候，它不仅相关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欧洲芜杂的精神景区，还涉及启蒙哲学家与德国诗人团体间理论观点的激烈争论与相互指责。而若将“浪漫精神”看作一种贯穿于人类思想发展始终并以特定方式呈现的精神禀赋与内在追求，那“浪漫主义”便只能算作“浪漫精神”长河中的一叶“醉舟”了。因此，“浪漫精神”既是一种随处可见的、永恒的精神状态(参见伯林，2008年，第13页)，又是一种具有永久现实意义的世界文化现象(参见加比托娃，第1页)，还“是一种不局限于一个时代的精神姿态。这种姿态在浪漫主义时代，获得其完满的表达，但不局限于此；浪漫存至今日”。(萨弗兰斯基，第12页)简单来说，浪漫精神并不仅仅囿于欧洲浪漫主义时代，作为一种普遍而永恒的“精神姿态”，它或隐或显地贯穿于西方形而上学起伏的命运中。 早在欧洲浪漫主义时代到来之前，浪漫精神即在对理性精神的中和与补充中积蓄了原初的力量。应该说，以理性精神为营垒的西方初始的形而上学体系从未曾试图为浪漫精神的缘起、成型与延伸余留地盘。然而，浪漫精神在形而上学的演进逻辑中却时而隐晦地凸显出自身的创见。正是在与理性精神的相互纠缠中，浪漫精神才隐性地构架了形而上学的另一条进路。由此可见，在古希腊哲学时期，当理性于“逻各斯”的言说中，历史地阐释客观普遍性、合规律性、必然性与人的自在性的时候，仍然呼唤“努斯”精神。这一可被视为浪漫精神原始冲动的精神性存在，将心灵、情感、思想作为世界本原的动因，意谓着一种具有超越性、创造性的主体原则，强调了个体寻求自由与无限、通达自为的本性，潜存着人类意识自我反思最初的内在规定。它在苏格拉底那里是人为了达到更高目的而超越现实的自由意志，为了追求善而努力向上的“美德”，在柏拉图那里是由“灵魂”的自发性引起的“狂迷”。到了中世纪，在“上帝”权威的人格化显现中，理性虽然隐晦地统一了“逻各斯”精神与“努斯”精神，但神秘主义以经验、直觉与灵魂之光兴起了另一股宗教潮流，以此借感性来中和经院哲学的理智。即便是在宗教改革之后，路德教派依然奉行理性宗教，而其中深受中世纪神秘主义影响的虔敬派却更主张个人感性的宗教体验，情感、信仰与爱等虔敬主义观点为浪漫精神在18世纪末的巅峰呈现酝酿了源泉。(参见伯林，2008年，第42页)从文艺复兴对人的价值与创造力的发现、对个性解放与自由的追求，到帕斯卡尔对“无限”与“绝对”的探寻，到狂飙突进运动对“个性”、“自由”、“天才”和“创造”的呼唤，再到浪漫主义思潮席卷整个欧洲，浪漫精神在与理性主义隐微的张力中总是保持着某种暧昧的交融，并在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哲学中达到了最为辉煌的汇聚。 德国早期浪漫派的浪漫主义思想对浪漫精神有着淋漓尽致的诠释。毋宁说，是浪漫派才使“浪漫精神”开始焕发出了真正的思想魅力。以康德、费希特、谢林以及赫姆斯特休斯等人的唯心主义观点为滋养，浪漫主义哲学崇尚的是天才论、想象力与创造力，强调个人情感与内在心灵的主导力量，它批判因脱魅而陷入功利的世界，不满于完全受理性规制的现实，试图通过爱与信仰唤回中世纪人性精神理想的纯良，通过有机国家观开启浪漫版图下欧洲的“黄金时代”。“浪漫精神”的巅峰呈现虽未带来诗化王国的实现，却为传统形而上学的转型提供了支点，其预示着西方形而上学的研究重心由精神向灵魂、由概念向价值、由普遍性向整体性的偏移。在现代，这一精神特质曾在海涅身上闪现，马克思更是“将浪漫带入政治，带入民族和社会的梦幻中”，使人的内在价值以及终极诉求获得了现实的根基与实践的途径，其后是作为“狄俄尼索斯信徒”的瓦格纳与尼采。他们无一例外地试图克服浪漫主义的干扰并且不愿被视为一个浪漫主义者，却又不自觉地投入了浪漫主义的怀抱。(参见萨弗兰斯基，第12页)时至今日，浪漫精神也并未消亡，作为它的思想后裔，海德格尔依然将理性作为思想的敌人并在世界图像的时代召唤诗意栖居的大地(参见希尔，第478页)，在其后续价值的与日俱增中，浪漫精神的潮汐绘制出了形而上学转型后的另一番图景。 二、浪漫精神的内在旨趣 相比理性精神从古希腊时期到启蒙年代的卓越功绩，浪漫精神的建树显然羸弱而隐蔽。在西方，这种夹裹在非理性外衣下却又时而夺目的精神实质，灼然呈现于传统哲学体系开始的18世纪。而此前，浪漫精神还只是在宗教、艺术与文学创作中才零散地成其风格、形式多样、神妙莫测。但无论是“努斯”体现的原始浪漫冲动，还是中世纪“浪漫传奇”的迷幻与神秘主义的玄奥，亦或是帕斯卡尔提出的“优雅精神”，诸多思想灵气依然映射出了某种与传统原则相抗衡的精神共鸣。直到卢梭，浪漫精神才从“返归自然”的呼声中结束其在近代欧洲的游离，开始聚集为一股强力。诺瓦利斯曾对“浪漫”的释义一言蔽之，“给卑贱物一种崇高的意义，给寻常物一副神秘的模样，给已知物以未知的庄重，给有限物一种无限的表象”(萨弗兰斯基，第13页)，这便是浪漫化了。而浪漫精神体现着远比此定论更为丰富的内在旨趣，它摒弃了神秘主义的浅薄与浪漫派的沉疴，体现出自我思维形式的整体性结构。其推崇永恒与无限，意欲消弭必然与自由、现实与理想、技术文明与终极诉求之间的悖论，主张以批判、综合、想象达到对体系、分裂、资本的拒斥，以情感、艺术、信仰来实现主体的能动超越、人性的内在完美与对自由的崇高追求。浪漫精神重新赋予了现实世界以意义，削弱了西方传统哲学固有的理性支柱，开启了反思现代、颠覆真理、创造价值、追寻自由的浪潮。正是在此精神的引领下，近代欧洲才迎来诗化思维的兴起与情感时代的降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