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15)10-0084-13 清代公羊学作为清学的后起之秀，一度可以与作为清学代表的朴学(汉学)相抗颉，且因康有为借公羊之学行变法之志故而风靡一时。尤其是康有为为了给其变法主张寻求理论基础而著的公羊学作品，实际上已经完全脱离传统经学的范畴，更是引发了当时政治界和学术思想界极大的震动。于是后来研究晚清变法改制者，都会有意无意地联系到公羊学。但是现有的研究，多集中在两端：一是从学术史的角度来专门探讨公羊学在清代的发展，间或提及其与晚清变法之关系；二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讨论晚清法制思想的几次变革，而将公羊学作为舞台的一幕布景。至于清代公羊学究竟为晚清变法提供了何种资源，其内在的线索是怎样的，虽然也有学者做出过卓越的研究，但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①。本文将围绕着清代公羊学在各个时期与变法的关系展开论述，以明学术是如何受到时势的影响又是如何对时势做出回应，并继而对变法发生重大的影响的，当然本文所说的“变法维新”，不限于康梁维新变法，而是包括改革在内的一切求变思潮。 一、公羊学的要义及其在清代的复兴 “公羊学”源自于《春秋公羊传》，《公羊传》的作者和成书时间一度也是聚讼纷纭，但通常认为是战国时齐人公羊高所撰。相传公羊高为孔子高徒子夏的弟子，为了解释孔子所著的《春秋》，并揭示孔子作春秋的真实意图，从而作《公羊》，《公羊》起初只是口耳相传，西汉景帝时，公羊高的玄孙与胡毋生(子都)一起将《春秋公羊传》著于竹帛。武帝之后，《公羊传》作为传《春秋》经典之作而得列入官学，并成为今文经学最重要的经典。本文所谈公羊学，实际上相当于在谈今文经学。② 西汉尊今文经学，《公羊传》因此也成为解释《春秋》之义的不二权威。加上武帝时大儒董仲舒对《公羊传》的推衍发挥，着力阐发孔子的微言大义，于是围绕着《春秋公羊传》，逐渐形成一门学问。东汉虽尊古文，但围绕着公羊传依旧传下了有力学说，最为著名者为何休的《春秋公羊传解诂》，此书除了回应公羊子之“辞”之“义”，更是归纳了孔子作春秋时确立的若干“例”。这个“例”可看作是孔子在写作《春秋》过程中，通过所选择的用词和写作的语气所透露出来的为人处世乃至治国理政的准则。清代公羊学家如孔广森、刘逢禄辈高度评价何休的设例之说，当然在此基础上又有新解。总之，到了何休那里，公羊学才真正成为一种有条理有系统的经学学说。但在当时的两汉今古文之争中，何休发展出的公羊学实不占优势。 而随着东汉的覆灭，原先的今古文之争也告一段落。诚如梁启超所云：“南北朝以降，经说学派，只争郑(玄)王(肃)，今古文之争遂熄。”③后来的正统经学回避这一问题，而是由政府统一确定各门经典，到唐时《五经正义》出，杂糅今古文说，而宋更是废汉唐故训，这种情况延续至清初。公羊学在这一千多年的时间内，一直处于式微的境地，中间虽有宋代的孙复、胡安国，明代赵汸、郝敬攻击古文经学，试图振衰起弊，重塑公羊学的地位，但因为种种原因，终未有成。但是不管公羊学在这么多年中的遭际如何，学者间评判公羊传中所谈《春秋》之“旨”和“例”的讨论从未停止过。④亦可见清代公羊学之所以中兴，实际上是建立在一个已经有相当积淀的前人研究基础之上的。当然，公羊学本身的开放性以及丰富的内涵，也保证了这门学问可以常研常新。 公羊学内涵丰富，各家均有独到见解，但治公羊者基本上都是在同意这些观念的前提下而各成其说的。 第一，孔子为受天命之素王，代行天子之事，作《春秋》为后世立法。 第二，六经为孔子手定，用以推行其政教，而其中最为关键者，在于《春秋》一书。春秋为礼义之大宗。 第三，《春秋》本质上并不是一部历史著作，而是一部改制之作，孔子通过贯彻于书中的“微言大义”(“旨”)以及写作的“笔削褒贬”(“例”)，来表达其对社会的看法、对人事的评价和对理想制度的追求。 后来各公羊家的差异，集中在对“旨”和“例”的探究上。《公羊传》本身已经揭示出了《春秋》的某些要旨，诸如“大一统”、“别夷狄”、“异内外”、“讥世卿”、“三世异辞”、“九世复仇”、“拨乱反正”等等，后来董仲舒又加以发挥，形成“张三世”，“通三统”，“新周、故宋、王鲁”等命题。至何休，则更为系统，形成所谓的“公羊家法”，即“春秋大一统”之义和“三科九旨”之说。后来的公羊家都是对此大一统之义和三科九旨之说“接着说”(冯友兰语)。 至于清代中后期公羊学为何会复兴，成为一融合政治与学术于一体的大流派，乃至在清末大放异彩之故，历来研究者往往会从经济、政治、文化和民族矛盾、中外关系等角度进行诠释，陆宝千先生在《清代思想史》中的一段话，堪为其典型： 其有不愿返诸宋学者，复由东汉而上溯西汉，遂及公羊之学，是学也，亦为汉学，而无训诂之琐碎，亦言义理，而无理学之空疏。适中清儒厌钻故纸而不忍遽弃故纸，菲薄宋儒而又思求义理之心情。偶有一二嗜奇者嗜之，公羊之学遂茁春萌。芽蘖既透，清运亦衰，匪乱夷患，纷至沓来。由是而平章朝政，由是而试议改革，皆据圣经贤传以立论，而又莫便于公羊。于是公羊之学披靡一时也。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