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国旸旱：清代至民国洞庭湖区旱灾及其社会影响

      修回日期：2015-06-21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5)04-0232-07

      “八百里”洞庭可谓泽国也，在诗人的笔下有着一幅“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无比壮阔的景色。因而，洞庭湖区(以下或简称“湖区”)在人们印象中常有洪涝之忧，少有旱旸之苦，正如民国时人曾继辉所言：“大抵濒湖洲田，人第知患水，而不知其患旱。”[1](132)然考诸史乘，泽国旱旸乃常有之事，虽少于洪涝灾害，但其社会危害也不容忽视。民国学者刘绍英曾指出：“滨湖农业上最大的祸害是水患，其次是渍患，而当天干的时候，旱灾也同样的严重。”[1]当前也有学者认为旱灾是洞庭湖区位列第二的自然灾害，与湖南其他地区相较，实属重旱之地。[3]可是，这一区域的旱灾问题却是今日史学界的盲点，常被置于湖南全省范围内加以考察，虽对其有所认识，但无从全面了解它的发生状况与时空规律，更遑论揭示它之于湖区社会经济的深层效应。

      因此，本文拟对洞庭湖区清代至民国时期的旱灾及其社会影响进行一次专题性考察，以此填补该学术研究的空白地带。事实上，随着“后三峡”时代的到来，现今这一区域的旱象已愈发严重[4]，正亟待着史学工作者有所作为，发挥以史资治的功效。近年来，笔者深入湖区随处可见的防洪抗旱标语，也一定程度上说明旱灾的严重。为了提高研究的精确性与科学性，本文所涉及的空间范围涵盖了洞庭湖及湘资沅澧四水尾闾的州县，包括临湘、巴陵(岳阳)、湘阴、长沙、善化、宁乡、益阳、龙阳(汉寿)、沅江、武陵(常德)、安福(临澧)、澧州(澧县)、安乡、南洲(南县)、华容十五个州县。下面，我们即对这一问题逐层展开分析。

      一、湖区旱灾的频度与烈度

      笔者以《湖南自然灾害年表》为资料基础，对上述州县清代以迄民国的旱灾状况进行了统计分析，其基本标准为某年度有州县受旱，即计湖区旱灾1次；某年有多少州县受旱，即为该年湖区旱灾范围；若有“全省性大旱”记载的，一律以60%×15即8州县计算，其他的不再另算，据此制表1。可知，洞庭湖区在三百余年间共有95年次程度与规模不等的旱灾，平均3.2年1次，与张步天推算的17～19世纪旱灾平均机率3.5年1次相近。[5](83)若将这一区域的大旱年定为受灾7州县以上的，则有1652、1696、1778、1785、1802、1807、1813、1835、1925、1928、1929共计11个年份。其中尤以1928年为最重，旱灾达11州县之多，可谓全湖性大旱。若以50年分段计算，则17世纪后半期为该区旱灾最多最广的时期，为25次、57州县，其次为20世纪上半叶，为14次、49州县，再次为19世纪的上半叶，为14次、48州县，最轻的为19世纪下半叶，为15次、24州县。而出乎意料的是，湖区出现连旱现象较为频繁。如1651-1653，1665-1667，1670-1674，1685-1686，1702-1704，1724-1725，1728-1729，1743-1746，1751-1752，1769-1770，1785-1786，1780-1781，1813-1814，1819-1821，1846-1847，1856-1858，1863-1864，1870-1873，1921-1929，1940-1941等年皆是旱灾连年。其中，最为突出当属1921-1929年，连续9年遭旱，实属前所未有之事。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湖区某一特定州县会有如此高频率的连旱。

      

      我们再来看看湖区旱灾的空间分布情况。前引资料显示，清代至民国三百余年间善化遭旱29次，长沙27次，安福(临澧)27次，临湘24次，益阳20次，华容18次，宁乡17次，澧州(澧县)17次，武陵(常德)15次，湘阴15次，沅江14次，龙阳(汉寿)14次，安乡12次，岳州(岳阳)12次，南洲(南县)1次。由此可知，地处湘资澧水尾闾的善化、长沙、安福(临澧)与洞庭湖出口临湘是湖区重旱之地，而南洲(南县)这一湖心淤积平原的旱灾则是最少的。可见，湖区旱灾基本呈现出由四水尾闾低山、丘陵地带到滨湖高台、再到湖心平原逐级递减的趋势。后者地势低洼，湖汊密布，可得湖水灌救之利，受旱或许不少，但成灾者甚为有限，因而所记次数较少。从这一角度看，湖乡俗话“此地只怕水，不怕旱”[6]亦系人们生产经验之所得。

      仅从以上一些抽象的数据，我们无从得知湖区旱灾的烈度。对此，不妨列举部分史料来加以说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澧州“自十二月不雨至(次年)七月，禾稿死”；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沅江“夏秋大旱，草木皆赤，民大饥”[5](84)。乾隆九年(1744年)，武陵县大旱，以致“盗贼起其间，父子散、夫妻离耳，耳不忍闻”[7](“常德文征”卷四)。同治十年(1871年)，长沙、湘阴干旱两月有余，湘阴人郭昆焘自长沙夜归，闻“数十里桔槔之声不断”，乃作诗记叙道：

      落日云霓望，深霄道路长；平日时见白，中稻不成黄。民事嗟何恃，天心未可量；桔槔挥汗转，辛苦晚犹忙。丰歉安危系，唯争数日中；眼穿河汉落，心怅稻粱空。[8]

      民国十七年(1928年)，湖区大旱，“南县骄阳肆虐，干损田禾千余亩。沅江白马、赤郎五保遭灾最烈，全县收成平均仅及六成左右，共损耗谷一百余万石。汉寿小龙、龙潭等处，草萎苗枯，颗粒莫获。安乡冬旱，冬作皆空”。[9]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华容：

      亢阳当空，尚无甘露一滴。县属东、南、北各山乡，红光万顷，焦土一片，山裂村红，竹萎草枯，池塘沙飞，湖荡鲋涸。行程数里，饮水无源。祷雨桑林，终成镜花水月；被旱禾稻，尽属红叶白穗。待哺之鸦，劻翔无食可采；丧家之犬，摇尾无怜可乞。白发老叟，黄口婴儿，肩挑手扶，纷逃各地。餐风宿露，络绎在道。[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