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西方殖民扩展，人与物的流动日趋全球化，疾病成为此种潮流的附属品，亦开始全球范围的传播。西方殖民帝国不得不建立起保护网络，预防传染性疾病的蔓延。对欧美诸国来讲，这不仅仅意味着对抗疾病，保卫健康，而且意味着巩固帝国或政府统治，尤其重要的是在殖民地展现出他们控制疾病传播的能力，进而巩固欧洲文明的声望与信誉。19世纪中期，随着霍乱、鼠疫等疫情的扩散，海港检疫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来。其目的并非建立起全球卫生治理，而是旨在构建一种既可保护欧洲免受瘟疫侵袭又不影响贸易和扩张的保护网。中国自被动打开国门，海外贸易日增，大批劳动力前往美国、澳大利亚及南洋各国谋生，也被卷入海港检疫全球化的浪潮之中。按照各国惯例，清政府将海港检疫设定为一项海关业务，交由海关税务司处理。学界极少关注作为全球化产物的海港检疫是否对中国地方政府及社会防疫方式产生影响的问题。事实上，19世纪末，海港检疫在中国已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由于缺乏港口所在地中国官府和人民对检疫隔离方式的认同，仅靠医官和海关的力量，无法有效地控制疫情的蔓延。另一方面，海港检疫本身已无力对抗全球性疫情，必须基于医学文化共识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地方卫生治理，才能保证疫情得到有效的防控。1894年香港鼠疫期间①，香港、广州和上海三座港口城市颇受影响，本文拟通过比较三地如何应对鼠疫来袭，分析出海港检疫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及其遇到的困难。这三个城市颇具代表性，一个是殖民政府管理，一是中国政府管理，一个是兼有租界和中国政府管理，能够较全面地反映出不同的影响方式。 一 海港检疫全球化 海港检疫始自15世纪欧洲对抗鼠疫的经历，后随着帝国殖民扩张推行到全球，其背后有一套西方医学文化理念。在基督教传统中，鼠疫是一种惩罚，不应被视作必然的，因为罪恶应当被确认和根除。因此，基督徒的态度倾向于人们采取下列行为：必须寻找替罪羊，给病人定罪，尤其是他们如果是穷人或不体面的人，而且要根除威胁身心健康的环境，例如大规模无序的公共聚会，或难控制的小旅馆、酒馆和肮脏的贫民窟。②瘟疫的可根除性成为西方各国发展海港检疫和公共卫生的基石。 15世纪以来，欧洲形成了一种长期有效的防疫措施，给船只发放健康证和建立隔离所。到17世纪，南欧的各港口互相合作监督来自黎凡特(时常是新疫情的来源地)的可疑船只。1720年，由于马赛未采取这些措施，结果导致一场严重瘟疫。西北欧各国开始关注防疫，政府监视来自被传染的地中海港口的船只，将它们隔离开，或拒绝它们进港。海港检疫措施控制商业和流动性，无论有效与否，使国家权力的扩张成为必须更多介入市政事务，更多文件、更多官员来收集信息和执行新的规则。③ 1825年，海港检疫隔离法案通过，适用于“鼠疫、黄热病、其他传染病、大瘟热等严重威胁人们健康的疾病”的船只。在港口执行这一法案的机构是海关。在船只离港或到港时，由政府发给一份健康证书(Bill of health)，有三种形式：一是“干净”(Clean)，表示完全没有传染病症；二是“疑似”(Suspected)，表示有可能与传染病症接触过或来自“有疫”港口；三是“污染”(Foul)，确定有传染病症。因此，隔离不仅适用于发现疾病的船只，而且适用于确信与疫病接触过的船只。由于海洋隔离法案扣留和隔离船只的理由在病人和健康者之间、在已有病情与疑似病情之间缺乏明确的区别，使两者都感到害怕与愤恨。害怕来自于健康的乘客被禁锢在船上与染疫病人待在一起；愤恨来自于船只被延误所带来的昂贵的贸易损失。再加之，海港检疫无力防止疫病扩散，且明显干扰海洋贸易，实际上在整个19世纪都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反对和质疑。19世纪早期，海港检疫隔离被视作英国海洋贸易的拦路石：给旅行增加了超过30天日程，不仅可能耽误另一次航行，而且易腐烂的货物若不毁掉的话可能烂掉，招致支付非常昂贵的隔离费用。海港检疫隔离政策的花费昂贵，且与英国自由主义信条冲突。因此，海港检疫隔离被人们指责为“野蛮的负担、干扰商业、妨碍国际交往、威胁生活以及浪费大量公帑”。④ 海港检疫隔离实际还是交织着诸多矛盾和斗争的公共卫生措施。澳大利亚政府用其作为阻止移民进入的策略。1881年，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政府命令对来自中国的所有船只进行隔离。同年，南威尔士政府提出对被认为搭载中国人的船只采取选择性隔离措施。梅恩研究认为，澳大利亚的隔离措施受到种族歧视的影响，成为一项重要的移民控制工具。⑤悉尼鼠疫防控的历史显示，“贸易利益团体、州政府和英联邦之间在卫生事务的竞争与互动使公共卫生成为一项困难的事业”。⑥此外，由于印度港口的巨大贸易利益，印度政府更多考虑经济利益，抵制英国要求对前往麦加朝拜的穆斯林进行隔离。孟买的公共卫生政策发展出一种复杂的网络，交织着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殖民当局与宗主国、殖民政府与当地人之间的时而冲突时而重合的利益关系。⑦ 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蒸汽轮船和铁路交通的发展，大大促进了世界的联系。在这种背景下，瘟疫的传播亦相应地更加便利。欧洲各国因此发展出在卫生领域的国际主义，自1851开始就防治霍乱的传播召开了八次国际卫生大会，旨在建立起明确的边界。科学因此成为一种潜在的政治工具，既作为民族主义竞争的工具，也作为控制新危险的手段。最终国际卫生会议的代表促使世界各地越走越近，在“文明欧洲”和“东方”之间的文化鸿沟有了新的内涵。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新的脆弱性的经历遇到了新的边界模式以及偏离隔离和公共卫生警戒线等概念的边界保护的挑战。代表们设计的既不是一个无边界的世界，也不是完全边界的世界，而是一种即可保护欧洲又不会影响贸易和扩张的半透性的网络。他们的概念严重依赖于西方现代性，如国际主义、信息技术、现代科学以及现代行政机构的识别和分类设置。⑧这种现象正如学者们揭示的那样，海港检疫实际上代表的是以对抗疾病(Against Disease)的全球联合取代通过疾病(By Disease)的全球联合。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