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1月30日(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九日)清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黄思永奏请筹发内债。3月2日(二月初十日)光绪帝批准户部颁布昭信股票详细章程，规定发行总额1亿两库平银，年息5厘，分20年本利还清，自王公及将军督抚以下均须领票缴银。①清末以降的舆论多以昭信股票为国家“失信”的话柄，皆以昭信股票为官府摊派行为，迄今的学术研究虽多指出清廷强行摊派昭信股票也是一次有进步意义的财政尝试②，却很少注意民间金融领域的情形。③ 清朝虽鲜以市场手段推行内债，但昭信股票的制度设计已与当时西方的国债相似，朝廷官员皆视此举为新制度的引入。④湖广总督张之洞言道：“行息有定数，还款有定期，于商民本无亏损。”⑤对金融业而言，昭信股票已向民间金融机构开放。黄思永为避免胥吏经手，提出“就近责成银行、票庄、银号、典当代为收付”。⑥经户部会商同意，商民缴纳股银“或在部库藩库兑交，或寄存某字号票商，但使无误提拨，均听其便”。⑦之后颁布的昭信股票章程规定，经官方批准，有连环保结的商号可以收发股票本息；政府鼓励殷实号商代商民领取本息，并予酬劳。⑧即使是反对发行昭信股票的御史徐道焜亦同样建议径由户部选择号商数家，与中国通商银行一起负责劝募。⑨ 由此，清廷的制度设计为金融机构参与内债事务留下空间，而此时的华资金融业在经济领域已十分活跃。1895年以后，票号业进入汇兑官款的巅峰期，票号在各省设有许多分支⑩；对外贸易和本国工矿航运业的扩张也使得上海、天津等埠的钱庄业显著发展。同时，外国金融机构开始主导金融市场，国内经济形势紧张，华资金融业既面临激烈的竞争，又要寻找机遇。1898年，传统金融业直接劝募、认购并经营昭信股票，不少票庄参与了昭信股票款项的垫借和汇解；中央政府则试图引入新式银行协助统筹债款。本文通过梳理官方档案、个人记载、各类报刊与方志资料，以昭信股票与华资金融业的双向关系为主线考证史实，从而理解晚清时期新式银行进入财政体系之前，清廷相关政策的变化及华资金融业的因应。 一、传统金融业的直接认募与经营 清廷颁布的章程文本仅允许金融业帮助收款和代领本息，但事实上传统金融机构不仅积极认购昭信股票，且直接参与各地的劝募。 北京的票庄业在晚清快速发展，实力相对雄厚，不少金号曾由皇帝许可，能直接将各省赈捐款上兑户部。(11)在京城代办昭信股票的号商有9家，内城4家分别是东四牌楼的恒和、恒兴、恒利、恒源钱庄，合称“四恒”，“向为九城钱庄之冠”。(12)“四恒”很早就成为“京师货殖之总会”，仅此4家钱庄能代理户部库款。(13)昭信局负责人那桐素来与“四恒”私交甚密，其个人认领的昭信股票即是拨入“恒和”的账上。(14)“四恒”按例接收由正阳门外5家票号(百川通、新泰厚、志一堂、存义公和永隆泰)收到的款额。这5家票号平日代办奉天官款，分号遍及黑龙江、吉林、云南和四川等省。清廷息借商款时，合诸京城所借共100万两，票号居多数。(15)此次，凡在京城有分号的票号仍“由京集股”，4月京城票庄认领共48万两。(16)5月翁同龢在户部得知京中募得74万两，各省700余万，京城金融业所购昭信股票约占总额7%。(17) 1898年，上海已是通商巨埠，南洋通商大臣刘坤一形容其为“阛阓殷阗，素封之家不胜枚举”。(18)息借商款时，上海募集颇多，共计100余万两。(19)户部和江苏地方政府都对上海绅商期望很高，户部委专员赴沪开办昭信股票。然而，1897年上海金融刚经历贴现风潮，经营贴票的钱庄几乎全部倾覆。昭信股票自3月募集至10月，正好是上海银拆最紧的半年。往年此间，自华北流入上海的现洋较多(20)，而1898年山东和直隶的昭信股票摊派额恰在全国分居第2名和第4名，大量白银上缴政府。同时，东北地区开始认领昭信股票，当地银价波动巨大，上海现银又被装运营口投机。(21)因此上海银根紧缺，“民力日困，蓄积皆虚”。(22)周育民先生估计江苏省所募股票额为1157090两，其中除去文武官员所认72万余两，剩余40万两，上海金融业所募应小于此额。(23) 上海金融业未完成预期认购，上海道蔡钧公开致信上海金融界领袖严信厚、叶澄衷和施则敬，请他们组织筹款。(24)源丰润银号的创始人严信厚一边会同上海南北钱市各董竭力筹劝，一边登出启事，恳请商界“量力筹借，共济时艰并辗转相劝”。(25)严信厚并致电盛宣怀称：“昭信事已嘱备文备款矣。”(26)直到1905年，盛宣怀与中国通商银行董事施则敬、杨廷杲关于昭信股票的后续事宜还保持着电报往来。(27)上海钱业资力较强的福康钱庄的账本中有最多1315两的公债记录。(28) 湖南的情况更是金融业参与劝募的典型。湖南巡抚陈宝箴奉旨开办昭信股票，召集绅商商议。在籍江西补用道、湖南钱业之首朱昌琳率先报效湘平银1万两。(29)陈宝箴与朱昌琳交谊深厚，湖南整顿财政、设官钱局等均凭朱昌琳筹措。皮锡瑞称赞朱氏：“湖南事亦难办，无人出钱，仅一朱雨田，颇慷慨，而资将尽矣。”(30)陈宝箴曾上奏朝廷为朱氏父子澄清流言。陈三立在撰文纪念家父时，仍不忘称颂朱昌琳“以义侠闻四方”。(31)朱昌琳被授命办理昭信股票后，还负责与盐业商筹相关事宜。(32) 在其他一些省份，钱庄业是督抚藩司劝募昭信股票的主要对象之一。安徽原候补道张曼农被任命为劝办皖南昭信股票委员后，即拜会地方各官绅，设筵劝导各帮商董。初有摊派“钱帮十八家公借万金，土帮五千，其余米木京广等十一帮亦各派有成数”之说。迁延多日，官府只得再次设筵专请富绅，包括钱业在内的各家皖商皆表示，合肥芜湖十三帮前年办捐只交2万两，现今市面大衰，不愿超过此数。(33)在政府压力下，最终芜湖18家钱业接受了200股昭信股票(合2万两)的要求，但即便每庄能认借400两之多，也只能凑齐7000余两。(34)
